《谁是诗歌大师》104-105

104:《于坚文学年谱》:“父亲于存民,一九四五年于成都考入国立中央大学边疆政治系,读书期间组织骆驼社,写古诗,后有“小陆游”之称,一九四九年七月参军,当年十二月到昆明,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第四大队,先是担任云南省政府某部门秘书,后在云南省计划委员会从事秘书工作,与马云的父亲是同事,当时具有大学学历的南下转业干部可谓凤毛麟角,因此在单位上被戏称为“于秀才”。”读到这里又会想到伊沙父亲的炮兵身份,不过没这次看到的于坚父亲这般详细。民国的边疆政治系,该系的核心目标就是为当时的政府系统培养具有现代学科背景的边疆治理人才。虽然1945年还没有政审,决定权很大程度上在中央大学自己手里。当时没有标准化的“政审表”,但由于该专业具有培养“边疆治理后备干部”的定向性质,实际录取中会进行严格的隐性背景筛查。所以于坚的思想背景色是复杂于普通诗人的,他诗歌作品中的隐喻要追根问底,这些背景色隐藏着很重要的源头。这里不便展开,不过于坚之所以被追捧,很大程度是他隐喻得到共鸣,而不是于坚的诗歌创作水平。因此我认为要精准定位于坚,必须要回到他的文字功底、语言能力和诗歌技艺上来,不能因为他敢于隐喻什么禁忌就抬举他到诗歌大师的高度,这其实是不相干的两码事。
105:《于坚文学年谱》:“母亲为昆明明德中学数学教师,育有一女二子,于坚为长子。祖父于南轩,曾考取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未去报到,一生践行陶渊明式的生活模式,在家里写颜体字,养鱼养花,栽种果树,一九六〇年在自家甘薯地里离世。”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指民国成立后,1912年(民国元年)在原址正式开办的陆军军官学校。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后,经陆军部批准,于同年7月开始筹备,10月正式开学。军校于1923年停办。那么于坚肯定知道爷爷为什么没报到,只是不说而已,其中有两种可能,一是停办影响,考取了学校没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隐瞒读军校的事实,因为对自己的政审不利。这里还隐藏了其他文本如《于坚说》里提到的爷爷地主身份的事实,为什么在这里隐去,原因其实一样。于坚隐藏的一些家族信息,其实就是要将自己诗歌作品中隐喻的思想内核加以隐藏,因为一旦大白于天下,他会心生恐惧。而这些于坚刻意隐藏的家族史,才是能够精准解读于坚诗歌的所指和能指。“外祖父熊灿南,为布店老板,壮年之时被匪徒杀害。”这个匪徒到底是什么颜色的匪徒,在民国也可以逻辑推理出来吧!国民党自己肯定不会在民国将自己定性为匪徒,那么还有两个选项,读者可以自行脑补。如果是游手好闲不成气候的匪徒,于坚肯定会在这里讲清楚避免误会,他不说清楚反而将这个匪徒精准定位在了排除法的第三个。这个推理符合逻辑吧!所以于坚的《对一只乌鸦的命名》其实就是在隐喻这个于坚心里的匪徒,如果不是这个乌鸦,于坚爷爷不会饿死,于坚父亲不会变成“黑秀才”,于坚外祖父也不会被杀害。所以继续推理的话,那些抬举于坚的人为什么不从于坚作品的艺术性技术性去研究,偏要选择他的所谓精神思想的高度去研判呢!莫非这些抬举于坚的人,他们的家族史都是和于坚异曲同工如出一辙?看来明朝中断科举考试的举措没个三代的时间,根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时间短了,旧王朝权贵的种子春风吹又生是必然的。好在这也不是诗坛操心的事,反正在我看来,于坚并不是一个诗歌良种,他的种子特性更偏向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和国立中央大学边疆政治系这个方向。也许我的解密会破坏于坚对于很多读者的想象,甚至会影响到于坚从北方退守云南逼他再退一步,但我的初衷只是要精准定位于坚的思想根源,没有这个精准定位,对于于坚诗歌作品的研读就是偏离于坚的本心,成了过度解读或不够的解读。如果你根据我解密的于坚思想来源再去看他的诗,其实就是围绕着这个思想根源在那里反反复复唠叨,并没有什么新意。老实说,我现在越来越没兴趣去分析于坚的诗了,也没兴趣拿顶尖好诗来对比,差距实在很大。读诗,我真的有火眼金睛吧!再细分析估计于坚会害怕,所以我看透不说透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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