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诗歌大师》9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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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本来想跳回《于坚说》换下口味的，譬如针对于坚谈及诺贝尔文学奖的言论反观他自己对于诗歌奖的执着，就会揭开其虚伪的一面。后来还是觉得回到文本更诚实，确实在《于坚说》里能看到于坚的访谈聊天是具有诗性思维和先锋意识的，但为什么他的文本却没有形成成熟的语言风格和独立的判断力，这或许就是他在《于坚说》里的表现大多来自他山之石，于坚只是具有很强的搬运能力，毕竟他从小就有背诵字典的能力。而《于坚诗集》是真正能体现个人诗歌水平和思想高度的汇集地，于是他便露出原形了。于坚的《三乘客》其实就是小说里的对话截屏，而且由于于坚的随意而呈现无意义，通过这首诗可以看出于坚是不具有发现生活场景诗意的人，他的随意也可以看出于坚还不自知这个缺陷，而这个缺陷对于诗人来说应该是致命的，那么就更不够格去妄谈什么诗歌大师了。所以于坚的诗歌若一定要挤出价值来，我觉得只能从他文本的数量和触及的社会生活的面上去挤，若想从一首诗里提取价值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不过因为权威的奖项加持，现在如果用AI来批评这些名人，也会被AI以诗歌的多元化来进行辩护。AI 在诗歌批判领域还明显不具智能，这或许是人类应该庆幸的地方。节选《三乘客》一段：“一片漆黑/风呼呼地灌进来/“什么声音你们听…/“城里的钟”/“风”/“好像是汽笛”/“不，什么也不是”/沉默了一阵，军人关上窗子，发烟。点上。”在这里我们不用术语理论来解读于坚的《三个乘客》，我觉得最有力的攻击是文本之间的对抗，而不是理论律师的口舌之争。邢昊《年关记》节选：“父亲边写边说：“如果爸没了/你以后千万得/替爸把这些钱/一分不少还上/这可是咱村里人/从牙缝里为你爸/省出的救命钱！”/我含着眼泪说：/“爸，你就放心治病吧/钱我一定还！”/爸被赤裸裸地/推进手术室/母亲哭了/弟弟哭了/妹妹哭了”，于坚和邢昊这两首诗的区别在于坚在看别人邢昊在看自己，从选材上看于坚的失真可能性更大，邢昊的真实也会让他提炼的诗意和思想性会更真实。写作借助技巧的目的最终还是为了让读者记住，道听途说的肯定没有作者亲身经历的效果好，选材也是技巧之一，是总体设计上的，细节上的技术处理也有千万种，术语和理论完全概括不了，只有文本自现的价值最高。在提炼工艺上，我们看于坚在结尾是如何表现的：“这是一个平静的夜晚/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生车祸/有几头狼在黑暗里/经过这条铁路附近/它们停下来/默默地望着这列火车...”这首诗无论内容和提炼都是随意的，没有任何艺术处理原因就在选材上没用心，其实就是不具慧眼没有诗人该有的在普通生活中分辨出诗的能力，虽然最后于坚给了一个电影镜头的处理，但是读者结合内容完全不知道于坚要表达什么，即使联系上这首诗创作时间的1982年，也是一无所获。不借助解读就不能表现诗人的思想吗？显然不是，看邢昊在《年关记》是如何收尾提炼点睛的就知道于坚是缺乏诗歌最基本的能力的：“我强打精神/硬是没哭出来/那天的雪/来得比闪电还要迅疾/比暴风雨还要猛烈/看着漫天的雪花/母亲说那不是雪/是砒霜”，单从事情上看，于坚《三乘客》聊遇见狼的事就比邢昊父亲重病要平，点睛处于坚用长镜头表现狼望着火车远离，也没有邢昊的“砒霜”具有那种拔地而起的冲击感。于坚是平述法缺乏语言张力，邢昊是现身说法带入感强，“砒霜”一词也让诗人借诗抒情的目的见效了，而于坚想通过三乘客告诉读者什么？他要借助一首诗传递给读者什么？是他在随意选取素材时自己都模糊不清的。于坚的随意是典型的态度不端正，也是缺乏对诗最基本的尊重的表现，这样的诗人和写法若能得到加持，那肯定是见鬼了。在事实中提炼诗意，我认为邢昊是比较典型的，他擅长，再如邢昊的《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钱赚》：“在黄山/一个大胖子/被两个轿夫/吭哧吭哧地抬着/非常吃力地/走向光明顶我随口说了句：/这简直就是压迫啊/没想到轿夫却说：/唉，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钱赚”所以通过比较，即使社会底层的文盲作为陪审团也能识别优劣，于坚的《三乘客》相对《年关记》和《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钱赚》就是又臭又长的小说分行，如拿它给于坚定大师职称，我认为既玷污了小说也玷污了诗。练笔而已，是于坚在造句诗的基础上在练习造篇的迹象，而且是最低段位的入门练笔，与艺术都不沾边的练习。当今诗坛真是瞎子多，而于坚正好又耳聋，这倒算是一种般配。

94：伊沙《中国诗歌扳道夫》第二十一首《中指朝天》，我不认为是伊沙的优秀系列，但因为伊沙的特殊地位，所以这首诗有它值得玩味的地方。这首诗也是写于1991年，名人的诗生产时间很重要，你要研究诗人和作品时间是个关键点。《中指指天》是照应了伊沙经历的特殊事件的，年轻气盛和软弱妥协的反差感一览无余：“他们拿走我/最后半碗剩饭/并没收了我的餐券/愤怒该如何表达/其实我胆小如鼠/其实我从不敢摸老虎屁股”我认为伊沙写出了真人性的复杂而不是那种大义凛然孤勇的稀有品性，这里伊沙没有装孤勇没有装大义凛然，而是直面自己的勇气以及胆小的另一面，这是真的写写真的伊沙。我在想如果伊沙创作有一个分水岭的话，大概率不在他经历特殊事件，而是在他有了儿子吴雨伦。因为伊沙在经历特殊事件后还会写《中指朝天》，虽然他写出了自己的胆怯软弱但并没有丧失中指朝天的意识和动作，而大概率伊沙有了儿子之后，他的写作可能完全进入胆怯状态了，连中指朝天这个隐喻的象征性的动作都放弃了，所以伊沙加入下半身写作阵营，其实更像是朝天动作的一种虚拟转换，其实整个下半身的创作意图也是一种模拟的中指朝天游戏人生的底层设计代码，正如伊沙在诗中所说的“但我仍要继续扯蛋”，下半身运动其实正好迎合了伊沙的扯蛋，既然中指朝天有风险那么就求其次“扯蛋”。那么《中指朝天》比《三个乘客》好在哪里，首先是伊沙在写自己，并为以后的伊沙研究提供了时间和心理坐标，而于坚在写他人，文本缺乏诗学价值。另外也没必要过度夸大伊沙《中指朝天》的附加值，毕竟一首诗只能代表伊沙创作的一个点，不可能展示出所有的优点，或者直说就是这首诗在诗学价值上并没有可圈可点的地方，它的可贵之处是真，伊沙并没有想通过这首诗将自己伪造成时代英雄。于坚这首诗特殊之处在于八十年代将小说分行拉进诗歌体系，除了这个框架具有诗学贡献外（非原创价值仅限于传播价值），其他优势完全没有，甚至可以说文本的粗糙和诗性的缺失反而抵消了这份诗学贡献。于坚给人的感觉是当个诗歌调度员可以胜任，但是具体到细致的工作，他是没有一双诗歌巧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