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末：世人为何要打仗》——伊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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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导火索”的问题

现在我手边放着两本书：一本叫《1998中国新诗年鉴》（以下简称《年鉴》），杨克主编，花城出版社出版；一本叫《岁月的遗照》（系洪子诚、李庆西主编“90年代文学书系”之诗歌卷），程光炜编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在刚刚过去的“盘峰会议”上，正是这两本书被论争双方反复提及、相互攻击，构成此次会议的两个刺目的焦点。会后，《中国青年报》在一篇题为《十几年没“打仗”诗人憋不住了》的引人关注的报道中，称其中的一本（即《1998中国新诗年鉴》）为此次“盘峰论剑”（陈超语）的“导火索”。采写这篇报道的该报记者田涌并未到会，他的根据大概是对某些（大概主要是在京的）与会者的采访吧？那么，事实的真相究竟如何？
先说《岁月的遗照》。在这本厚达513页的诗选中，共选入张曙光等55位诗人的诗作，入选诗作最多者依次为张曙光、王家新、翟永明、西川、臧棣5人，均为10首（含长诗、组诗）。引人注目的是于坚、韩东作为“另类”的代表，作为一种明显的点缀只入选区区两首小诗（而且根本不是这二人的代表作），而在90年代仍保持创作活力的北岛、严力、多多、舒婷、王小妮、小安、杨黎、莫非、默默、梁晓明、何小竹等均未入选，而真正崛起并活跃于90年代的伊沙、阿坚、侯马、徐江、余怒、贾薇、秦巴子、杨键等均告落选。编选者程光炜在该书导言《不知所终的旅行》中，对自己的取舍标准和诗学趣味未加丝毫掩饰：“但我‘非非’式的、或者说准80年代式的诗学趣味，一夕之间完全变了。1991年夏，诗人陈东东从上海寄来《倾向》第3期……”“《倾向》的‘编者前记’暗示的，正是90年代诗歌所怀抱的两个伟大诗学抱负：秩序与责任。在80年代的朦胧诗、第三代诗那里，对此要么做了错误的理解，要么给弄颠倒了。”“《倾向》以及后来更名的《南方诗志》对《今天》《他们》《非非》艺术权威的取代，不是一般意义的一个诗歌思潮对另一诗歌思潮的顶替，它们之间不是连续性的时间和历史的关系，而是福柯所言那种‘非连续性的历史关系’，它们是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知识型构’。”“在我看来，这个同仁杂志成了‘秩序与责任’的象征，正像彼得堡之于俄罗斯文化精神，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之于二战后德国知识界普遍的沮丧、混乱一样，它无疑成了一盏照亮泥泞的中国诗歌的明灯。”既《倾向》的“明灯”照耀，那么黑暗的《今天》诗人北岛、严力、多多们的不选便成为理由，黑暗的《非非》诗人杨黎、何小竹、小安们的不选也便成为理由，那么，同样黑暗的《他们》诗人于坚、韩东、朱文们干吗要选呢？干脆“赶尽杀绝”岂不更光明吗？
再论《1998中国新诗年鉴》，在这本同样厚达520页的诗选中，共选入鲁羊等97位诗人的诗作和沈奇等14位评论家的13篇评论，入选诗作最多者为北岛，11首（不含长诗、组诗）。自称为“知识分子写作”、“中年写作”的《倾向》诗人的主要代表西川、王家新、欧阳江河、肖开愚、臧棣、西渡等人均告入选，并在六卷诗作中专占一卷（第3卷），也被“知识分子写作”认作其代表人物的柏桦、翟永明、张枣、桑克等也在其他卷中出现。总结该书，如果谈到缺憾的话，那么最大的缺憾当属严力（并非《倾向》诗人）的遗漏（杨克来信告诉我是非艺术原因），其次便是余怒（也非《倾向》诗人）的落选，但据我所知，是在北京时余怒当面告诉我的，说《年鉴》主编杨克已写信向他致歉并约了下一年的稿子。在《不知所终的旅行》中，程光炜写道：“我选择张曙光作为第一个批评对象的理由很简单，我能与他进行直接和开诚布公的对话。”其实他是在为把张曙光列为头条寻找借口（一个多么拙劣的借口！既贬低了张曙光也贬低了他本人的质量）。而在《年鉴》中，鲁羊被列为头条，被编在第一卷中的诗人依次为鲁羊、伊沙、朱文、阿坚、黎明鹏、北村、徐江、张执洁、唐丹鸿、朱朱、侯马、桑克、纪少飞、鲁西西、江城、非亚、杨键等，主编杨克在《<中国新诗年鉴>98工作手记》中写道：“第一卷所呈现的是90年代‘进入’诗坛的实力诗人方阵。”据杨克介绍说，作为编委之一的韩东坚持一定要这么做，态度十分决绝，他说宁肯自己的诗不发也要推这批“新人”。韩东的做法令我等小辈为之动容。什么叫大将风度和人格魅力？这令我想起《倾向》诗人竭力推崇的庞德，这些“知识分子”懂什么庞德？！杨克写道：“我们首先想到要为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留存下有价值的文本，它们是中国新诗80年来有历史延续意义的部分，是中国当代诗歌的真正精髓。”、“我一直相信真正的艺术必须具有原创性，生存之外无诗。汉语诗歌的资源，最根本的还是‘中国经验’，是当下日常具体的生活。”、“这是一部不同于官方机构编纂的年鉴，不是谁有名就选谁的，方方面面都照顾到的那种四平八稳的选本。它更多是代表民间的，体现的是我们看诗的方法。诗歌写作不能成为知识的附庸，并非能够纳入西方价值体系的就是好诗。诗应是可以独立呈现的，直指人的内心的，也是诉诸于每个读者艺术直觉的。韩东概括说：‘诗歌在民间，真正的诗人在民间，真正的诗歌变革在民间……’大家一致认定：艺术是诗歌的生命，也是这部年鉴唯一的编选标准。当然，作为‘年鉴’，它也要‘多元化’地适度表现这一年度不同的诗人在写什么。但最关键的，是必须关注诗歌新的生长点，不能编来选去都非常无聊地总是那么三几个人。今后的年鉴都应给新涌现的诗人以应有的位置。”
两部关于中国当代诗歌的选集在不同的时间出版了，等待它们的命运也不尽相同。前者的版权页上虽标明印数10000，但在各地书店中都极难见到。而后者却在近年诗集发售的颓势中创造了一个不小的奇迹，主渠道、二渠道齐发，出版数月约20000册书已全部批发到位，出版人杨茂东已决定加印，投资迅速回收已为来年《年鉴》的出版创造了一个良性循环。《年鉴》是第一本成功打入二渠道发售的当代诗歌选集，出版人陈子寒推出伊沙诗集《野种之歌》是个人诗集的第一本，诗集在今春的图书市场上有了回暖的迹象。前者出版后在第一时间即受到各方抨击，《北京青年报》在其“一句话书评”中是这么写的：“没有选入伊沙的诗成为这部诗选的遗憾。”接着，沈浩波《谁在拿90年代开涮》、徐江《乌烟瘴气诗坛子》、沈奇《秋后算账》、于坚《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等文章对该书进行了激烈批评。后者的出版，则引起《南方周末》《羊城晚报》《中国图书商报》等众多媒体的热烈反响……
还是那个问题：谁是“导火索”？程光炜在会上说：“我有编选的自由。”我当面回答他说：“读者和诗人都有评说你编选好坏的自由。”其实根本就不是这个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一本《倾向》诗选——准确点说是《倾向》扩大诗选，编成什么样子也许压根儿就无人关心，但你不要“盗用‘90年代诗歌’的名义”（于坚语）！与此同时，《他们》在走完它十年的历程时，由小海、杨克编了一部诗选——名字就叫《<他们>十年诗选》（漓江出版社，初版售光，已再版）。在会上程光炜等“知识分子”口口声声“科学精神”，那么谁才是它真正的体现者？
在会上程光炜为自己辩护时说：“诗集编得很随意。”令人感到大不以为然，我在会上有一个问题但没有来得及问他：为什么要在《遗照》中选入曹禺？显然，作为剧作家的曹禺既不属于《倾向》，也不属于“知识分子写作”和“中年写作”，更不属于“90年代诗歌”，是不是有点“随意”得太离谱了呢？
也许还需补充的一点是：《年鉴》的出版时间是1999年2月，《遗照》的出版时间是1998年2月——请大家参见两收的版权页。
还是那个问题：究竟谁是“导火索”？

关于“谁先发难”的问题

还是那篇《中国青年报》的报道称：“在会上，民间写作诗人首先发难。”
“民间写作诗人”是“盘峰会议”的一位主持人根据《年鉴》宗旨“艺术上我们秉承：真正的永恒的民间立场”而得出的与自称“知识分子”者立场相对的一批诗人的指称。
那么，这些“民间写作诗人”究竟是如何“首先发难”的？这是不是事实？令人痛惜的是，负责录音的某报记者由于技术上的原因而使这次会议的原声没有得以保存下来，否则的话，民刊《诗参考》主编中岛将会把它一字不落地整理出来并一字不落地公之于众——这一定是让许多与会者感到心惊肉跳的举动，可惜已无法实施。而文字记录滤掉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拍案而起看不到了，摔门而去看不到了，恼羞成怒看不到了，气急败坏看不到了，怒目相向看不到了，舌战群儒看不到了，群起而攻看不到了，文字记录只会留下几条干巴巴的观点，而我在会上就已说过：“诗人开会，不是比拼观点的；而是展览性情的。”性情的真伪让人见出诗人的真伪……
作为与会者，我感到自己有责任为大家描摹出本次论争的基本脉络，我以诗人的人格担保它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同时我也深知我无法提供伪证，因为历史的见证者不只我一个。
4月16日下午两点，会议开始。
主持人吴思敬作了一个简短的开场白。
杨克发言。大谈《年鉴》的销售业绩，在郑州书市上的良好走势。谈得过于具体（像个商人？），态度也不够谦虚，有得意洋洋之嫌，引起了“知识分子”们的不满情绪。
程光炜发言。老实讲，这次会议将开成什么样子，能否吵得起来或吵到什么程度，程光炜的态度将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原因不言而喻。程的态度并没有想像的激烈，只是红着脸为自己辩护，为《岁月的遗照》辩护。
伊沙插话。就程光炜攻击沈浩波《谁在拿90年代开涮》（原文刊于《文友》1999年1月号）“骂人”、“人身攻击”之词，我以责编身份谈了不同的看法。
西川发言。谈笑风生，很超然。从表面上看，西川在此次会议上是中立者，至少他想让“民间写作诗人”觉得他中立。
陈超发言。讲了一则老生常谈的寓言：一个林子里不能种一样的树，不然就会得病，老虎如何、羚羊如何，不要相互指责。后来又掏出小本，就“乌托邦写作”、“寄生性写作”、“集体写作”、“运动性写作”等几个概念有针对性地谈了自己的看法。其针对性所指明眼人一望便知。
徐江发言。全场第一次有了笑声。说其妻怕其好逞口舌之利而遭打，他说不会的，因为对方都是“知识分子”。徐江说这次开会他带来了两句口号：“向知识分子学习！向中年写作致敬！”全场爆笑。徐江进而指责“知识分子写作”是“当街手淫”，是“买办主义诗人”写的“国内流亡诗”。他的后一句话激起了下一位发言者。
王家新发言。口口声声“本来不想发言，不想开这个会”的王家新是开着私车来的，并运来了一万多字的发言稿。他发言的题目叫《知识分子写作何罪之有》。文章的主要线索是围绕于坚为《年鉴》所撰的序言《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进行反击。令全场瞠目结舌而哭笑不得的不是王家新的观点而是他的语言，在其诗和随笔中满纸唯美意象、文化掌故和大师引言的王家新，在他的批判（不是批评）文章及现场发言中竟然使用了恍若隔世的“文革”话语：诸如“何罪之有”、“你们这是在搞运动”、“谁也没有搞住谁”，间或，还令人啼笑皆非地甩出“知识分子”原本十分不屑的市井帮会语言：“20年后，咱们走着瞧！”王家新还对在《南方周末》上发表的《内在的诗歌真相》一文的青年评论家谢有顺“缺席审判”，他竟然非常低级地把“谢有顺，一个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人”作了谢有顺的“罪证”。王家新开始发言时，于坚愤而退场以示抗议，中间回来发现王的发言仍在继续便再度告退。所以，王家新对于坚实施的也是“缺席审判”。王家新，本次会议上情绪最为激动的人把论争双方完全带入了“打仗”的氛围。
4月17日上午，会议继续进行。
谢冕主持并首先发言。想起了20年前的“南宁会议”，现在的争论是在诗歌内部的争论，这是历史性的进步。交流就是目的，理解高于一切，依然不试图得出结论。
于坚发言。这是真正的诗人的发言，语言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如果我们不把这一切看作“打仗”，而仅仅如我所愿视其为展览性情、挥洒语言的话，那么于坚就该获得本次会议的“最佳表现奖”。有鉴于唐晓渡在他发言时攻击于坚的发言为“表演”，我和徐江在饭桌上决定授予于坚“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真的，他给全场（那几个“知识分子”除外）带来了莫大的快乐，你能想像一个诗人在一次研讨会上的发言所博得的让人前仰后合的艺术效果吗？于坚的发言并未把对王家新的反击作为线索，显得大气磅礴，他即兴随笔式地谈着自己的状况、遭遇和对诗的看法：“在云南，我悲天悯人啊！替你们着急啊！”、“在鹿特丹，一个美国诗人问我为什么不学英语，我脸都气肿了！”、“上帝说有光，于是就有光。太初有道，庄子乘鹤西去。”现场发言的于坚和文本的于坚完全是一致的：幽默、智慧、挥洒自如。于坚的霸气由于天然地与他的性情结合在一起（他懂得自嘲），所以表现得煞是可爱。所以，我更加不懂为什么在于坚发言时，唐晓渡会始终阴沉着脸。
臧棣发言。臧棣在这次会议上始终绕不过去的问题是：他不明白为什么徐江会骂他傻（在《乌烟瘴气诗坛子》一文中）。他两度非常纳闷地说：“我又没得罪你！”他的逻辑是：我选了你的诗，你为什么还要骂我？总是在细枝末节上打转严重影响了臧棣总体上的发挥，本来如我等都很想一睹这位北大博士舌战的风采。
伊沙发言。我谈了这次来开会的感受：“我喜欢的人没有辜负我的喜欢，我不喜欢的人也没有辜负我的不喜欢。”我谈了自己十年来的写作经历：“广泛地受争议成了我个人成就感的一部分。”、“相对而言，我是较有读者，但我也是被误读最深的一个人。”、“我尊重阅读，哪怕是误读。”也许是因为有关怀我的前辈谢冕、吴思敬在场，有我的老师任洪渊在场，有推助我的兄长沈奇、陈仲义、于坚、小海在场，有我兄弟般的朋友徐江、侯马在场，在内心深处我还是不愿意把这次会议完全视作“打仗”，我谈得很真诚、很实在。沈奇在会下评论说：“一个最不讲学理的人讲起了学理。”
孙文波发言。该兄口拙，发言内容几乎听不清楚。
车前子发言。他主要是对“知识分子写作”这一提法提出异议。其实车前子在饭桌上面对一条鱼时的感叹更形象地说明了他的立场和观点，这位苏州诗人（现居北京）说一条鱼怎么能做得这么没有味道呢？像“知识分子写作”。
西渡发言。主要针对徐江在头一天的发言和徐江在《文友》上所列“诗集推荐榜”。我知道他们是朋友，所以这叫朝朋友“两肋插刀”。徐江、西渡、戈麦、桑克四人曾在90年代初共组《斜线》，有过一段同甘苦共患难的经历。“盘峰会议”后，远在哈尔滨的桑克以一个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在会外站好了队。这叫什么呢？“生命诚可贵/友情价更高/若为打仗故/二者皆可抛”。
沈奇发言。他意味深长地说：“有必要提醒大家：人群之外还有一个人群，房子之外还有一所房子。”但沉浸于“打仗”氛围中的诗人们未必能理解他的真意。
侯马发言。真诚地回顾了自己十年来的写作历程，力主诗歌要争取各行业优秀心灵的共鸣。对王家新发言中涉及到的诸如谢有顺的资格等诸问题提出了批评。
王家新插话。承认自己头天的发言情绪激动，在某些提法上有不妥之处。
4月17日下午，会议继续进行。
《北京文学》副主编兴安主持。
唐晓渡发言。唐晓渡的发言与他90年代以来为数不多的几篇文章中的观点一致，但与想像中他本来应该扮演的角色则大为不同，而且相当激动。唐说：“谢有顺扮演一种揭穿真相的角色，这个玩笑开得比较大了。谢的文章显然是被操纵的，人人心里都有一口恶气……权力社会下，人人心里都有一口恶气，也就人人心里都有一种皇帝，我们自己是否也存在着意识形态批评呢？打着民间立场的道统，诗歌的目的是消解权力，对自己过分的张扬，对其他的排斥，当龙头老大……”他从对“民间立场”的批评开始，就“诗人和批评家的关系”（针对于坚上午发言）问题，就“知识分子写作”问题谈了他的看法。因在发言中说出了他与于坚交往中的隐私性事件而使会场的气氛陷入了空前的尴尬之中。
伊沙发言。我之所以要再度发言，是国为在听唐晓渡的发言时有一种不得不说的冲动，因为这位“老江湖”说出的东西并不真实。我的反驳分以下几个方面展开：①操作——“在今天，各行各业的操作都属光明正大的行为，操作不等于阴谋。相反，以隐喻为最大特征的‘知识分子写作’倒是天然的与阴谋结缘，修辞的阴谋，可以四面讨好，文字表面的清洁，很容易在某些主流刊物上流通。”②谁压制谁——“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写作’对其异己的压制从来都是戴着学术面具进行的，到《岁月的遗照》开始变得明目张胆。”③知识分子写作——“所谓‘知识分子写作’让我想起了‘女性文学’的提出，我对‘女性文学’的感受同样适用于‘知识分子写作’：作为男人，我平时很少想起也根本不用强调自己裤裆里究竟长了什么东西。”④中年写作——“为自己可能出现的生命力阳痿提前做好的命名。金斯堡从来不说什么‘中年写作’、‘晚年写作’，只要能操得动诗就能写得出来。”⑤隐私——“这超过了《绝对隐私》，你犯规了！”
4月18日上午。
吴思敬主持。
持中立观点和彻底回避了交锋话题的与会者发言：任洪渊、小海、张清华、刘福春、陈仲义、林莽等。
杨克发言。想替屡遭“缺席审判”的谢有顺作个辩护，遭到臧棣、王家新、程光炜围攻。其间，西渡、臧棣、程光炜还向沈奇发难。因为他们“人人心里都有一口恶气”（唐晓渡语）。
吴思敬作总结发言。让人觉得在座的都还是人，这种游戏也还是有意义的。
会议在午饭后结束。“知识分子写作”一行7人（西川于16日晚早退）分乘王家新、孙文波的两辆私车回京，“民间立场写作”诗人则和来时一样与其他与会者、组织者一道乘会议专用的大巴返回……
当天晚上，“民间立场”和阿坚、莫非、王一川、殷龙龙、江熙等在京诗人、评论家应邀到北师大参加了一个大型的诗歌朗诵会，据传“知识分子”则去了其中一位的家……

“盘峰论剑”的大背景

被陈超称做“盘峰论剑”的这次由北京作家协会、《北京文学》编辑部、《诗探索》编辑部、当代文学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等单位联合举办的“世纪之交中国诗歌创作态势与理论建设研讨会”在20世纪最后一年的春天于北京平谷县盘峰宾馆举行。
这次会议的召开绝不是偶然的。据林莽介绍：此会在会前已被传闻成“北伐”和“鸿门宴”，何谓“北伐”？何谓“鸿门宴”？“民间立场”大都居于外省，而“知识分子”大都住在北京，故有如此两说。
《中国青年报》的那篇报道评论说：“此次争论的激烈和白热化程度近十几年诗坛罕见，可称自朦胧诗创作讨论以来，中国诗坛关于诗歌发展方向的一次最大的争论。”
仅仅是一本书（《岁月的遗照》）引出了另一本书（《1998中国新诗年鉴》）和几篇批评（《谁在拿90年代开涮》）就引出了这么大的一次争论吗？弄得十几号人在会上唾沫横飞，情绪激动，连揭隐私的不道德事都干出来了？都是成年人干的，事情哪有那么简单？这里有一个相当复杂的背景。
以北岛为首的朦胧诗和以于坚、韩东为首的“第三代诗”横贯了中国现代诗的80年代——程光炜称之为“胡闹的”，而我称之为“伟大的”80年代。需要说明的是：美学上“第三代诗”的鲜明标志是《他们》（于坚、韩东、丁当等）、《非非》（杨黎、小安、何小竹等）、《海上》（王小龙、蓝色、默默等）、《莽汉》（李亚伟、胡冬等）。社会学意义的“第三代”才包括后来组成《倾向》的那批人。也就是，《倾向》在80年代是无所作为的，因为缺少艺术上的革命性。所以，他们才要抓住90年代不放。
那一年海子的死和“历史强行侵入”（西川语）为他们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契机，海子形式滞后的诗歌借海子之死的舆论打通了他们的美学之路；文学表面的清洁，混沌的“诗言志”所传递出的仿杜甫式的道德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又轻易讨得“庞然大物”（于坚语）的放行甚至庇护；而隐喻设置的修辞的阴谋，使糊涂的西方汉学界真的以为他们敢于面对中国的现实。以接受“朦胧诗学”为习惯的汉学家们很容易接受《倾向》的诗学，因为尽管中间相隔了十多年，其实并无变化，从创作的实践结果来检验，后者明显地等而下之。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承认，80年代后半段独领风骚的“第三代”诗已经风流云散，美学上的准备不够、流派（集体）写作中养成的性喜喧哗的习惯、比书斋诗人更旺盛的生命力滋生出的对其他行业其他领域的扩张欲，使得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90年代到来的时候选择了“下岗再就业”。幸存者的东西又很难“浮出海面”。在这种情况下，《倾向》这支“逆流”以“知识分子写作”、“中年写作”为旗一跃而为诗坛“主流”。
以我来说，真正的写作开始于90年代，我尊重诗坛现存的格局划分，承认他们作为“主流”的存在，尽管我非常蔑视“它们之间不是连续性的时间和历史的关系”（程光炜语）这样的肉麻说法，这叫讨了便宜还卖乖。我当然清楚我完全自觉的写作，“这种以颠覆和拆卸为主旨的写作，只能是以具备拆卸对象为前提的写作。对于一个时代而言，它也只能是一个支脉，而无法成为主流”（燎原语）。其实早在燎原说这番话的七年前，我已在文章中写过：“在‘主流’之外写作。”我不是“后现代”吗？“后现代”怎么可能成为中国诗坛的“主流”？在一个追风赶浪、日新月异的时代结束之后，在一个艺术上充满伟大变革的时代结束之后，传统居于“主流”的现象是正常的，尤其是在这个太古老的国家。但事情根本没那么简单，我不断听到有人说：“他们想灭你！”、“×××对你似有忌惮！”然后我便不断看到“人欲灭我”的事实，真是我欲图安静而不由已啊！多年以来咱甘居一条“支流”犯着谁了？那些自认为能够“指点方向”和“引导诗人”、“提供秩序或尺度”、举着“明灯”的“当家人”，中国诗歌多我这么一条“支流”难道不是好事吗？不管怎么说也丰富了你们家的“水系”吧？
可见小鬼难当家。当我在“盘峰会议”上见着这帮人的时候，真是感觉好极了：那么多心中有愧或者有鬼的中年男人在向我解释什么、说明什么、暗示什么、争取什么。王家新在发言中说我的诗也是“知识分子写作”，真令我哭笑不得！我当然不会觉得唐晓渡、陈超这些“权威”欠了我个人什么，他们在90年代的迟钝与倦怠是有目共睹的，我听说唐晓渡下成都，“第三代”竟然奔走相告，那也算种瓜得瓜。90年代，在与“知识分子”的同行中，你们又种了几粒豆子？程光炜、臧棣，俺跟你俩有话：俺也在学院教书，身为讲师和学士，俺从来都很尊重教授和博士，尤其是名牌学校的，以往之事俺不深究，以后干事（只要是冲俺来的），请你们干在当面，文章可以明着写、话可以公开讲，事不要背地里做。俺实在是不喜欢你们那种“知识分子”的小猥琐。
他们是逼着我非得说出中国诗歌在90年代的真相——唐晓渡怕“真相”一词，我在会上告诉他说“所谓真相就是真正的创作态势”。
《今天》的两位最大的幸存者严力和多多，像青年诗人那样勤奋写作，二十年如一日，诗艺上的“杰出匠人”。
“第三代诗歌”的集大成者于坚、“后朦胧诗”的集大成者（也是惟一的真正的个人的知识分子写作者）西川，已在文化的意义上略现“大师”的征候。
表现优异的女诗人王小妮，“知识分子”力捧的翟永明与她的境遇形成反差，而她的作品与翟永明形成了另一种反差。
韩东、杨黎、孟浪、吕德安、小安、默默、邵春光、何小竹、柏桦、杨克、车前子、莫非、梁晓明、柯平、小海等80年代的诗人于无声处继续前进。
而真正崛起于90年代的诗人的杰出表现才是真正的诗在90年代的“新的生长点”：以伊沙、阿坚、侯马、徐江、贾薇、岩鹰、朱文、肖沉、杨键、杜马兰、宋晓贤、唐欣、刘亚丽、张志、欧宁等为代表的“后口语诗”是真正的“时代的诗歌”，他们生动而有力的作品使中国的诗人无愧于20世纪的最后10年，他们中的杰出诗人已提前进入了21世纪，代表了新人类的声音。而以余怒、秦巴子、李岩、叶舟、南嫫等为代表的“后意象诗”则以直面现实与人生的姿态，使意象的营建更趋于复杂而又透明的中国质感。“70年代以后出生的诗人”：马非（1971）、宋烈毅（1973）、沈浩波（1976）、盛兴（1978）……他们与“知识分子写作”中的小孩子相比，都没有天生一张书生的老脸……以上三支力量是中国诗歌在21世纪最初10年的生力军！这毫无疑问。
我们在这一年里回首即将逝去的90年代，发现“知识分子”连做主流都是伪（萎）的，是一种声势上的假象（太可笑了！“知识分子”自吹自擂或相互吹捧的文论与随笔比他们的作品要多！）。他们自称的“知识分子写作”，实质上不过是一种“泛学院化写作”。如果一个国家遍地都是“学院化写作”，你就可以推想这个国家的诗歌已经“面”到什么程度。“盘峰会议”真有意义，那么它真正的意义是：以“知识分子”为镜，照出了真正的诗歌一族；以“中年写作”为镜，照出了新人类的写作一族！唉！回想起来那多少透着无聊的两日也算“峥嵘岁月”，在“知识分子”的包围中，我们恣意玩耍着亲近的语言，在这方面我们都是高手和专家——因为我们是真的诗人！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