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届太行诗人节上的发言》伊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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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太行诗人节暨中国现代诗歌峰会录音整理（一）

山西诗人 黄河浪子：
各位诗人朋友们，大家好！
首先，请允许我对各位的光临，表示最真挚的感谢和最热烈的欢迎！我们十分幸运地迎来了中国最优秀、最杰出的诗人们。尤其是伊沙 、徐江、 侯马 、沈浩波等著名诗人，他们为保卫中国现代诗歌的本真，一直进行着不懈的努力。他们把长期以来装腔作势的所谓中国现代诗歌，蜕变成了睿智而透亮的口头语言。具有魔力的作品一本接一本面世，赢得了中外诗坛的广泛关注和赞美。正是有了他们的强力推动，才使中国诗歌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在这个盛大的节日里，让我们用最诚挚的情感，最炽热的厚爱，最激烈的掌声，再次感谢诗歌，再次感谢诗人，再次感谢辛勤耕耘着的诗歌编辑们！
主持人 邢 昊：
我们之所以斗胆用“中国现代诗歌峰会”这样牛逼哄哄的提法来命名这次活动，是因为伊沙、徐江、侯马、沈浩波，这些牛气冲天、独领中国新诗风骚的著名诗人们，他们本身就是一座座非常牛逼的山峰。这么远把大家从祖国的四面八方邀请过来，就是想请大家为当下的中国诗歌认真地把把脉，梳理梳理筋骨，真诚表明一下自己的立场和原则。当我们这些真正意义上的诗人们，在这里小聚的时候，在古城西安正举办一场隆重的中国诗歌节。这个由官方举办的非常铺排而奢侈的诗歌节，虽花去非常巨大的银子，但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却成了可怜的缺席者。前几天我还有些担忧，怕著名诗人伊沙因为这个事情来不了我们这个小地方。但我却欣喜地收到了他的电子邮件“邢昊兄：尽管本地办的中国诗歌节请了我，但不会影响我去你处，因为那里有真正的诗人和朋友！”可见，他对真正意义上的诗会和诗人，是多么的重视。作为八十年代诗歌运动非常重要的代表人物和九十年代一名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个人写作者”，伊沙对中国现代诗歌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让一种坚实的诗歌品质变得更为刻骨，他使长期以来相当浑浊的中国现代诗歌变得一下子亮堂起来，干净起来。首先，我们请著名诗人伊沙发言。
著名诗人 伊 沙：
各位诗人同行，感谢组委会对我的邀请，刚才邢昊谈到了中国诗歌节，正好给我一个谈话的灵感，我就从这个话题谈起，其实我也不太参加这个沿用苏联体制的诗歌活动，这种方式我也略有怀疑。在西安举办的中国诗歌节，跟我参加的国际诗歌节完全不同，没有诗人朗诵，大概也是不同文化的产物吧，国外的诗歌活动，都是要落实到诗人个人的。这个诗歌节，持续了很长时间，有两百多个诗人参加，在这个诗歌节上，我觉得他们都是高级观众这么一个角色。这个诗歌节上，有些大型的演出，也有一些官方式的论坛，但这种论坛却有点像领导的讲话一样，他们有一个主题，好像叫诗歌的时代审美与大众的什么，大概类似于这么一个词，这种探讨是很荒诞的，但在那儿好像似乎也无可辩驳，没有人怀疑这么一个题目。我们可以探讨时代的什么什么精神，但这么多的诗人在探讨大众的审美趣味，本身就不是专业性的。一个真正的诗人大概不会去探讨大众的审美趣味，但在那个地方好像是天经地义的。所有人都在研究这个问题，而且更让人奇怪的是，在诗歌节官方论坛上，把领导的发言算上，因为领导的发言也有具有专业性的，领导加起来十多位诗人的发言里，竟然有三个诗人认为好像是新诗的发展道路是有问题的，甚至说还应该回到古诗去，这个让我大吃一惊。因为平时啊，就像刚才邢昊所讲的，个人写作者，关心的区域，都是比较关心自己周围的这一点，如果说我参加这样一个诗歌节有些什么收获的话，我一下意识到，我们在什么样一个背景下来写作。我之所以非常重视我们这个太行诗歌节，是因为来了一些我的同仁，我的好兄弟。我们平时探讨的一些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内部细部的问题，而忽略了在一个什么样的文化大背景下来写作。在西安的那个诗歌节上，如果说这个诗歌节有什么好处的话，我忽然发现了这么一个整个诗坛的大的生态环境。诗人们也接受了一些采访，所有的记者有一个问题他们都会提出来，如果有的记者觉得提不出这样一个问题，似乎就会觉得自己不专业，就是他们开口便问，目前的诗歌不景气，你是怎么样坚持的，好像我们在接受严刑拷打似的，似乎目前诗歌不景气，已经成了一个公论。那些怀疑新诗的发言，和整个社会舆论，实际上形成一个合谋，而且非常强大，包括一般老百姓对新诗的怀疑。所以这个诗歌节，如果从正面来讲，包括对公众的影响，也可能能举出来。但是我感受到它更大的恰恰是它的副面影响，这样的影响反而是给诗人这么一个压力。那么宏大的晚会，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场面，就像国外一样的，我看到有些家长带着孩子，买了很贵的门票来观看。你像在宏大的开幕式上，请了一些朗诵演员，以朗诵古诗词为主，当然新诗只是一种非常可怜的点缀放在后面。有艾青的诗，有海子的诗，就这两个吧好像。最滑稽的是还有朱自清的《菏溏月色》，还有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然后就是古诗词，整个晚会给观众和孩子们一个结果，就是还是古诗好。而诗人们的压力是什么呢，好像中国诗歌从“五四”以来，诗人们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像类似这样的信号，是有益于中国诗歌向前发展呢？还是在扰乱一些视听，而加重它这样一个“目前诗歌不景气”的合谋？国家花了两千万人民币办的这样一个诗歌节，但是它起到的效果是什么呢？所以我觉得诗歌节不在大小，真的在于它的核心，它的灵魂应该是诗，它包括探讨的部分，研讨的部分，交流的部分，朗诵的部分等，我觉得诗人在诗歌节，应该有展示自己的欲望和机会。但我在西安诗歌节，看到的不是那样的诗人。我看到体制里面的这些诗人，我感觉到他们在大楼里鬼鬼祟祟的，不论男的女的，几乎都是交际家，不放过任何交际的机会，我看到的是十分虚假的场景，所以我愿意来到这儿。因为我知道这个地方来的诗人和朋友，这个交流一定是涉及到诗的，一定是涉及到诗歌内部一些深层问题的。每一段都有每一段的思考，你像在几个月前，在十二月举办的佛山诗会上，定下来大家一定要有一些方方面面的讨论。秦巴子早年有篇文章提出“五年一小结，十年一大结果”，新世纪已经快十年了，可能到09年的时候就一定会有一个对新世纪十年诗歌发展成就进行一个总结。总结是为了再出发，昨天晚上我和秦巴子探讨了再出发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在中间发现一些利于新诗发展的有价值的规律，拿出来和大家分享，而那些很大很空看起来好象和社会和民众有关系的话题，实际上和诗歌本质无关。而我们的问题看似很小，但关乎到诗歌的状态问题，从诗人写作和写法上来讲，有多少形式是有效的？包括我们所了解的国外的状态，国内的状态，我们进行了探讨，结果是这一种诗歌是到现在还存在，也是有效的，叫意象诗歌。另一种是口语诗歌，就我的目力所及，大概在国际上也就这两种，我在国际诗歌节上发现诗人们朗诵的，也就这么两种。但还有一种是抒情性的诗歌，它不是单独的，它是要和前两种结合。所以我们说是两到三种，第三种不是单独成立。比如说前段我们祭奠的诗人海子，他的诗歌就是抒情和意象的结合。所以说抒情要发生作用的话，必须和前两者结合。当然，抒情和口语的结合也是有的，只是抒情与口语的结合它的外在的抒情特征不是太明显，它要注意不要夸张，讲究自然状态。那么还有没有第四种呢？人类发展到二十一世纪，我们的生活的状态，我们说话的方式，可是目前还想不出来有第四种诗歌。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诗会上想出第四种，恐怕就是对世界诗歌的一个贡献了。我跟秦巴子说到这样一个问题，有争议，也有小小的不同。就是比如说在八十年代时，我们看到一个诗人，如果提供了一个新鲜的文本，那个时候好象这种状态这种情况还是比较经常化的，一个诗人提供了一个新鲜的文本，令我们惊讶和喜爱，这个诗人从世俗的角度讲，也获得了一夜成名这样一个效果，在八十年代比较常见，在九十年代中后期渐渐就不常见了。我想它是不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中国，又经历了从四九以后，先是十七年，基本是一个闭关锁国的状态吧，不论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本来文明就是落后的，再加上文革，加上这样一个封闭，这样一个延缓，文明落后得就更多了，有时候需要补课。实际上在八十年代所看到的那样一个中国诗歌的生态，就是一个学生状态和补课状态。你外国人写了一种什么东西，但创作总不是那么简单的，哪怕是滞后的创作也不简单，创作总是复杂的，即使这样一个“补课”的创作状态，也是需要才能的。八十年代的诗人，包括七十年代末的，甚至包括文革时期的地下写作，包括得到了那个地下批判材料的黄皮书，我不否定这些诗人的才能，但他们是在一个补课的写作状态。世界上有多少文本的形态，我们没有，世界上有多少文本的形式，我们没有。不论你是直接受到它的影响，还是靠其它元素，如果你想逃掉，你就会受到惩罚，你逃不掉。它就是所谓的追么，我们三十年走过了人类，当然指的是西方世界，比如说各个形态各个领域的数字统计，我们走过了一百年或两百年的路，我们可以这样来陶醉，但追总是快的，因为我们大师伟大的文本就提供在那里，学习的速度总是比原创的速度快的。所以有一天你会所谓的追上，但不是说你的程度就已经达到了这些文本的水平，而是说这些文本的形式已经在汉语诗歌里逐一的建立。有一天，我认为是在九十年代中期左右，该有的诗歌文本的形式，它已经逐一在汉语诗歌里建立起来了，这个时候突然我们就感觉这个诗歌创作不是那么简单了，不是因为我们得到了一个新的理论，一个新的文本，让我们开了眼，然后做出了回应。当然这个回应并不简单，也是需要复杂思考的。补课的过程完成了，但是再往前走就难了，这种挑战性就更大，而能够做的人就更少，你能不能跟世界诗人同样的处于前沿状态去面对同一个地球，也要面对各自的国家所出先的问题，然后继续将中国的诗歌向前推进。到二十一世纪，我就发现有这样一个情况，以前考虑，我们向西方学习，我们把它看为一个不变的状态，好象就是那些翻译过来的那些书，我们把它看成一个不变的状态，而我们是在变的状态。用谢冕的话讲就是，我们是一条狗，在追着这个世界的步伐。到二十一世纪后我们发现，我们所学习的对象，他也在开始动了，也可能是我们开始注意到它开始动了，其实是大家一起动了，这时我们发现这个世界变化之大，我们同样有资格开始面对这样的变化。过去在九九年的时候，人们为了总结上个世纪的时候，做过这样的统计，说二十世纪的发展相当于以前的世纪加起来的七倍之多。现在我们想想，二十一世纪这个世界十年的发展，相当于二十世纪的多少？所以这个时代，不失语是奇怪的，我们看到很多诗人都失语了，有些诗人创作延缓了，有的诗人创作难以为济，有的写的东西不真实，表象、皮毛，而对于这个动荡的世界，这些我倒觉得不奇怪，而真正能够触及到眼前发生的事情的写作，我倒觉得很奇怪。我也觉得这样的写作不容易，头一个十年我们都承受了如此大的现实变化的压力，后一个十年我想我们的压力会更加增大。就像沈浩波讲的环境破坏的问题等。这些问题都是一个诗人，无论在中国叫儒家，还是在世界叫知识分子精神，这样的标准都在统一化。一个诗人怎么写下去，恐怕都要关心这样的问题。应该说我们在这些问题的表现上，在人性向内开掘的深度方面，在表现情感的丰富性上 ，在过去十年里取得了很大成就，中国诗歌到现在开始也没出现真正的大师，象北岛也不能够算做什么真正的大师。但这个基础出现了，这个形式出现了，是表现的那种气，再不是小米加步枪的时代了，这个时候，大家就有资格探讨这样的东西。在西安诗歌节，一些不乏有水平的人，大家把西安看作一个符号。西安这个符号一甩出去，这些老头，他们在写发言稿的时候，都会提到传统的问题，谢冕先生的讲话依然是最有水平的，本色上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诗人，他对诗歌创作的体悟让我感觉到很惊讶。他不用八股文而是用美文来表达，他提出一个很惊讶的感受。谢冕说在西安写诗太不容易了，在西安的很多地方，都能够找到唐诗。感到空气里都是唐诗，在西安写诗太不容易了，太容易变成一个诗歌做到唐朝就可以了，连鲁迅都是这样。太容易变成一个诗歌做到唐朝就可以了这样一个人。什么样的人有资格谈论传统？向前走的人。那么，江河曾经说过一句话，什么样的人才配得上谈传统呢，我认为是向前走的人，做古诗的老人碰不到传统，只有向前走才能遇到你的父亲，再向前走才能够遇到你的祖父。如今，我们为什么有资格谈论传统呢，因为我们的武器更新了，可以将传统击活。有人说现代派就是反传统，其实不是，只有将传统击活，现代派跟传统走到一起，才能够使传统生效。最后我们看到的是现代派与传统相遇，使传统生效了。这个向前走的循环已经基本完成了，再往前是个程度的问题。大家现在可以想象一下，杨炼写的传统的东西，跟现在那些诗人写的表现传统的诗歌比，那都是非常幼稚的了。海子当时写的那些所谓的现代长诗，跟二十一世纪以后很多诗人的那些大的制作比，那都是非常空洞的。我为什么要让大家看到这些年来现代诗歌的进步和成就呢，因为在这个成就里面有今后十年乃至几十年的道路，当然，这个道路在某种意义上也将是全世界诗人们一个共有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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