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诗歌:从“全球化”说开去》—— 伊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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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允许我将“文学”化小为“诗歌”来谈，是基于这样一个把握十足的预见：在这种研讨会上，不论专家还是作家，在发言中谈到的“文学”一般都会特指“小说”，因为在一般人看来小说才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这来自于五四新文学运动对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秩序的矫枉过正，也来自于1949年以后新中国文艺的政策方针对于“大众化”的极端强调，当然，也和中国当下以市场份额为基准的商业气氛对于文学的冲击脱不了干系——基于此，“诗歌”往往置于被遗忘或忽略的境地，甚至比带有实用性和功利性的“载道”散文更不易被人提及。
我是诗人，应该负起责任——哪怕是制止这不合理的现象在这一次会上的重演。
在此，必须做个界定：我这里所讲的“中国当代诗歌”既包括中国当代诗人（包括港澳台地区）的本土写作，也包括旅居海外的中国诗人的写作，甚至包括已经加入他国国籍的汉语诗人的写作——所以，准确地说，我在此所谈的应该叫做“当代汉语诗歌”更为合适。我想指出的一点是：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本土的诗歌舆论基本持有宽容和健康的心态，几乎无人会认为美国公民北岛、新西兰公民杨炼、荷兰公民多多等不是“中国诗人”，正如无人会认为法国公民高行健不是“中国作家”一样。或许，一个文学家的身上原本就有着“双重国籍”，一个是社会化的，一个是文学化的，一个以“全球化”命名的“世界大同”的时代来临之际，国家的烙印开始变淡……
现在，我们就来说说“全球化”。
将“全球化”这个“庞然大物”与“诗歌”这个“小器”拉在一起谈——从文字表面来看，似乎有点荒诞，甚至有点滑稽。有人因此而拒绝这样的思考和讨论，更有甚者会诗人脾气一耍说：“这是伪问题！”——他（她）碰巧说对了：问题也许是伪的，现实却绝对是真的：“中国当代诗歌”就像所有大大小小的事物一样已经无可辩驳地置身于“全球化”的大现实中！
不是所有的中国当代诗人都原意参加到这样的思考和讨论中来，但几乎所有的诗人都不得不接受这个异常强大的现实，甚至于享受着它所带来的种种好处。
不知道这是否与那段“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非常岁月有关，直到现在中国人还是那么热衷于制造“二元对立”，即便感性十足的诗人也概莫能外，甚至更而甚之，面对愈演愈烈的“全球化”大潮，有人欢呼雀跃，高叫“福到了！”；有人忧心忡忡，惊呼“狼来了！”
那么，对于发展中的“中国当代诗歌”来说，这所谓“全球化”究竟是“福到了”还是“狼来了”呢？有人宣称：网络拯救了中国当代诗歌——如此煽情的话语指的是怎样的一种现实？
众所周知：“中国当代诗歌”与“中国当代小说”还有其他文体的最大不同和本质区别就在于它发生现场的民间性和非体制化，始发于《今天》的自办民刊的传统，从上世纪的70年代末一直持续到90年代末，并在世纪之交与正在迅速普及的网络相遇，在网上建立一个诗歌论坛所需要的费用要大大低于办一本民刊，而容量却要大得多，从此中国当代诗歌走进了一个因为提早到来而显得十分奢侈可以堪称伟大的“‘自由发表’时期”——这便是为什么有人要用“拯救”来说它。再后来，随着博克（blog）的出现，一些在上世纪80年代崭露头角后在90年代纷纷下海去做生意的诗人在完成了他们个人的原始积累以后开始恢复写作——尽管他们今日的写作已经很难对中国当代诗歌给出实质性的贡献，但却带来了资金，搞热了气氛，制造出一派虚假的繁荣，给外界一个错觉：诗歌在回暖！连自称“对互联网了解不多”的谢冕先生都承认：“网络给了诗人机会”。
于是乎，一个看起来十分荒诞可笑的场景出现了：高喊“狼来了”的这拨人，是吃着狼肉、喝着狼血、寝着狼皮在喊的，比此一典故中那个撒谎的孩子还要“可爱”！而那些以为是“福到了”的人——究竟是什么样的“福”找到了他们呢？是诗歌的福分吗？近年来，在中国诗歌的坛子上，活跃着一批“交流狂”，整天飞来飞去地开会，我称其为“会虫子”（马雅可夫斯基早有诗云：开会迷），其中一位“代表人物”对我说：“这一年下来光会都开不完！”另一位则公然对媒体讲：“今年真是玩疯了！”大家想想看：小说界是更加体制化更有组织性的一个领域，但他们现在开的会却远远没有诗歌界多，加上小说写作（尤其是长篇小说）需要大量的整块时间，小说家们对这种游山逛水的会必须有选择，否则作品出不来。事实上，即便是最平庸的小说家也都该算是一个合格的劳动者，他们在劳作，所以在当代中国小说家瞧不起诗人也是有道理的。那么，是不是所有的诗人都在开这样那样的会兼作公费旅游呢？有些诗歌网站（譬如“诗生活论坛”）上有诗讯专栏，其中各种会讯占据其中很大的一部分，你把参会者的名单综合分析一下不难发现，他们其实是一小撮人，是一些职业的开会者：由现在几乎无诗的著名诗人、几无文章的著名批评家、文学杂志主编、诗编、各大学掌管新诗中心的教授、博士，专门办会的诗歌活动家、以诗人面目出现的出资人等组成——开会的是这一批，写诗的却是另一批，中国当代诗歌在21世纪的生力军不在会上，而在网上，而最滑稽的是：整天忙于在这种会上发言的人还要批评整天在网上发表新作的人“太浮躁！”所以说，“全球化”时代所带来的愈加频繁的交流机会并不一定是诗歌的福分到了，甚至养育出了新一轮的寄生虫！
即便衍生出了上述“毒瘤”，但以“全球化”为大背景的日常生活网络化带给“中国当代诗歌”的好处也是有目共睹的，它甚至根本性地改变了一个诗人的存在方式。比方说过去，一位作者写了诗——那怕是写出了很好的诗，这还不算完，你要让读者读到这些诗（通常这是一位诗人为其诗负责的正常表现）的话，就还需要做好另一件事：为谋求发表而作的投稿工作。于是一个作者就需要充当两重角色：写诗的“诗人”和投稿的“公关者”。但是其中有些人显然无法做好或者不屑于做那第二重角色，于是第一重角色也就做不大了。现在好了，你完全可以只把第一重角色做好了，写出好诗来朝网上（论坛或博克）一贴，立刻就有人读，阅读的环节在第一时间即可实现，读者中还包括纸质媒体的诗歌编辑。网络刚兴起的前几年，我注意到一个“老诗人新成名”的奇特现象，所谓“老”指的像我这个年纪甚至比我还大点的1960年代初、中期出生的诗人，照理说他们本来应该在1990年代在所谓的“诗坛”崭露头角，但却不得不跨越世纪，为什么呢？我经过了解和分析发现：在网络时代以前，他们中的大多数正是做不好向编辑老爷毕恭毕敬地投稿的“公关先生”或“公关小姐”的人——他们因为做不好这诗外的“第二重角色”，所以也就做不成这诗内的“第一重角色”：诗人！有人说：是网络救了这拨人——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除了发表和展示，诗里诗外的信息也是重要的。我记得19年前当我从这所学校（北师大）毕业准备返回原籍西安去工作的时候，我的恩师蓝棣之先生曾对我说过一句话，大意是：搞学问最好留在北京，搞创作到哪儿都一样——叫我如何理解这句出自恩师的宽心话呢？有很重要的一点我没有理解错：他指的是信息。信息对于搞学问的重要性势必要大于搞创作的，但搞创作的就不需要信息吗？搞创作的真的到哪儿都一样吗？幸亏我具备这样的常识：中国较为纯正的现代主义诗歌起源于当年作为批判材料印制的“黄皮书”——这就是那一代的先驱者为什么绝大多数都是北京人的根本原因，由此可见，在一个信息闭塞的环境中，信息的重要性已达致命的程度，越闭塞就越重要。因此我回到西安以后，丝毫不敢懈怠，身为一名外省的诗人，需要随时了解北京的动向，如果有机会到北京或是在西安见到北京来的诗人，那就只有瞪大眼睛伸长脖子听对方讲的份儿，连名家逸事或男女绯闻都得听他们讲——因为人家讲得最权威！那时候，北京信息的权威性并不单单意味着它来自“中国的高层”，还因为所有来自于国外海外世界各地的信息都会首先到达这里甚至也只到达这里，北京成了了解世界的“窗口”。我记得那些年我特别珍视一些有限的在海外（主要是台湾）发表作品的机会，发表只是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当你经常性地收到刊有你作品的某本印制精美的刊物时，你就等于建立起了一个新的信息平台，那是在北京之外了解世界的“窗口”。这种闭塞的状况一直到世纪之交才有所改变，到了新世纪的某一天，我再去北京的时候便愈加发现：他们掌握的信息，我已经掌握了（还掌握得比他们准）；而我已掌握的信息，他们却未必掌握（甚至一无所知）。这像是一夜之间所产生的巨大变化，为什么呢？个中原因简单得有点庸俗：互联网开始普及了。所以我想指出：是网络实现了外省与北京、大中小城市甚至于农村在文化信息上的基本平等和机会均等。有一件我亲身经验的事，尤其能够说明网络化前后的状况对比，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外某汉学家飞到北京，向他最先接触到的一圈北京诗人打听我的联系方式，他们居然连我居住的城市都给他指错了。十年以后，这位汉学家在中文网站上问诗爱者，这才打听到我的电子邮箱并跟我联系上。我应邀出席世界著名的荷兰鹿特丹国际诗歌节的事也很有网络时代的特点，在此之前，我的十首诗作被澳大利亚翻译家西敏译成英文并发布在他担任编辑的鹿特丹国际诗歌节基金会办的“国际诗歌网”上，诗歌节的决策者看到了觉得好，就决定邀请我去参加，向西敏要了我的邮箱就向我直接发了一封邀请函。如此再正常不过的国际化的程序竟在事后引出了土鳖式的质疑和是非，说穿了：现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还不习惯于这种“正常”和机会均等。因为在我之前，参加过鹿特丹诗歌节的中国本土诗人似乎都有那么一位推荐人（或者是旅居海外的中国名诗人或者是著名的汉学家），而我既然背后无人，那就有点来路不正。因为他们早已习惯的方式是这样的：在1990年代，五位北京诗人请一位某国来的汉学家吃饭，席间，其中一位对他大言不惭地介绍道：“中国最好的五位诗人全都在这儿了！”——曾经，中国本土诗人“走向世界”的机会就埋伏在这种北京式的饭局上或使馆区的文化活动中，这是北京诗人的“地缘优势”。
现如今，“全球化”是各类研讨会的一大时髦论题。
纵览这些会议的论文集或发言纪要，我有一个发现：只要是文学界的研讨会，尤其是论及诗歌的研讨会，“全球化”的大话题最后都要化小或具体为“翻译”的小话题，这让口头上对“全球化”的反对与声讨之词显得十分虚假，为什么要一边骂着“全球化”一边又在探讨有关“翻译”的具体问题（哪怕是在宣布“翻译”的不可为）呢？说明心里还是渴望交流的甚至带着“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全球化”在中国的先声）的焦虑！
那么，请允许我也沿着这条约定俗成的思路来谈一谈作家诗人们如此关心的“翻译”问题。
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就曾指出过：这是一代书生的写作，抄写着西方现代派的讲义，等待从现代主义的课堂上毕业。用我最新的话说：我们其实从来都没有遇到过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我们也不曾遇到传统意义上的士大夫，我们不过是遇到了一代毫无真心诚意的书呆子罢了。比方说一提到“翻译”，中国的当代诗人们会集体性地想到一条在业界非常流行的“大师语录”——即美国诗人罗伯特•佛罗斯特（Robert Frost）说过的：“诗就是翻译中丢掉的东西”。与此同时还会用T.S.艾略特（T.S.Eliot）等人诸如“诗歌不可译”之类的话来加以佐证——用“大师语录”互证，在中国当代的诗歌界不但可以而且相当具有说服力。所以在中国当代诗人这里，“翻译”的问题早有定论，是“不可为之”的。对其中绝大部分的诗人来说，原本就很少能够得到作品被翻译的机遇——即很少能够接触到翻译这项工作，所以便更愿意相信这个“定论”的合情合理合法性，与此同时，由于缺少在翻译中获得的内在经验，这个“定论”便失去了被修正的可能性。在此，我愿用自己十分有限的经验所引发的思考来与佛氏的这句“定论”较一下真。为了探讨问题（而不是为了揭人老底），我无法回避佛氏是英语诗人的事实——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立场和出发点，在我看来，一个英语诗人对翻译的否定犹不可信，因为在这件事上他们的心态是十分可疑的——那是因为操持着一种世界通用的大语种（产生于该语种的辉煌的文学体系也有推助力）而带来的强势心理在作怪，在中国以汉语写作的诗人们对此翻译否定论照单全收奉若定论才是滑稽可笑的。打个不甚恰当的比方，英语诗人对于自己作品翻译成其他语种的不在乎（好像瑞典语除外，原因不言自明，艾略特还是受益者），就像中国的汉语诗人对于自己的作品翻译成维吾尔语或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不在乎一样——刚好我有这样的经验：在中国的新疆，存在着很少的一些不懂汉语而以维吾尔语写作的作家和诗人，他们的作品都是拿到土耳其去出版的（哪里的读者能够读懂），有一个欣赏我诗并通晓汉维两种语言的朋友，将我的诗作译成维吾尔语拿给他们看并得到了他们的喜欢——这件事让我在得知的当晚十分开心，开怀畅饮，但很快就抛到了脑后，甚至想不起来告诉除我之外的第二个人。可是，每当我的作品被译成英语的时候，情况却不是这样，它所带来的兴奋会延续不短的时间，我也愿意让更多的人知道。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面对这句话：“诗就是翻译中丢掉的东西”。毫无疑问，翻译这项工作最大的风险与挑战就在于：它是把一个已经完成的作品全权交付给作者之外的另一个人，并指望他（或她）在另外一种语言中从零开始将它重建起来并竭尽所能使之接近于原作的风貌——所谓“翻译”便是这样的一场语言转换的游戏。要说“丢掉”，所有的东西都“丢掉”了，然后再看那个翻译者能否将它们一一寻找回来，而用于寻找的“线索”必须由作者本人来提供。于是，这又是一场由作者和翻译者共同参与的还原游戏。我也曾十分认真地思考过：在翻译中容易“丢掉的东西”或者说不易找回的东西是什么？自找的答案是：语感、口气、节奏……而不容易“丢掉的东西”或者说容易找回的东西又是什么？自找的答案是：词语、思路、事实……相较而言，似乎“软件”更容易“丢掉”，而“硬件”不容易“丢掉”，也就是说：以“硬件”见长喜欢玩“硬功”的诗人受损率低相对较低，算是沾光了；而以“软件”见长喜欢玩“轻功”的诗人受损率相对较高，算是吃亏了。
我曾有过这样一个经历：2002年，我和另外三位中国诗人应邀出席在瑞典南部小城奈舍举行的第16届奈舍国际诗歌节，我在诗歌节上先后朗诵了十首诗作，很受各国同行和当地观众的欢迎。有一个情况只有我自己知道：这十首诗作只有一半是从我的汉语原文译成瑞典语的，另一半则是从我提供给组委会的英语译文转译成瑞典语的——这让我在朗诵之前很是狼狈，因为我压根就没把这后一半的原文带过去（我带去的那本诗集里正好没有这五首），怎么办呢？我拿什么朗诵呢？我记得同去的一位中国诗人还开玩笑说：“你就背诵几首李白的诗吧，反正他们也不懂汉语。”我知道这是在开玩笑，当时启动的“紧急预案”是：将我瑞典语的译者之一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夏谷教授拉过来，让他从瑞典语译文逐句给我讲出中文的意思，花了整整一个中午的时间，才将我的那五首诗的汉语原文弄出来，而且还很不准确（也怪我对自己的作品并不熟悉——骨子里不是个自恋的诗人）。我就这样应付了我的朗诵，但意想不到的是：我的诗却大受欢迎，反而是这五首由英语译文转译过来的诗似乎更受欢迎，我记得夏谷教授声情并茂地朗诵我的《创新真难》那首诗的瑞典译文时，全场笑了个前仰后合，其中坐在第一排的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先生，竟然笑出了眼泪，他掏出一块雪白的手绢擦眼泪的情景一直留在我的心中。这一次的经历让我意识到我的英语译者美国诗人、汉学家、翻译家梅丹理先生的翻译是多么出色了，稍微了解一点翻译常识的人都知道，“转译”是一大忌，诗歌的“转译”更是大忌中的大忌，那等于磨损率陡增了一倍！在如此之高的磨损率面前，我诗的一大特色——幽默感竟然如此之好地保留了下来，并且在对幽默天生敏感的异国观众那里激起了比在自己的祖国更为热烈的反响（有人在事后告诉我：北欧人其实并不幽默）。正是这件事，让我不再无条件地信奉佛式语录给出的那个“定论”，经过两道翻译，连幽默感都没有“丢掉”，那保留下来的东西一定更多，台湾女诗人叶觅觅在其文章中如此描述我在鹿特丹国际诗歌节上的表现：“Shota和伊沙的詩都很受觀眾歡迎，幾乎每首都可以讓大家發笑，可是那笑點又是非常不一樣的：給Shota的笑聲較輕盈，給伊沙的笑聲則較深沉……”——难道这不是我想要的和我的诗该有的正常效果吗？反倒在不苟言笑正襟危坐的同胞面前，这个效果不可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我甚至想到：我的写作就是要加强那在翻译中不容易“丢掉”的东西：加强“硬件”建设，修炼自己“硬功”。口语诗中的某一支或某几支都过于强调“软件”和“轻功”了，翻过去就成了思想苍白毫无内容的咿呀学语——这种诗还是留在母语内部自我消化满足自恋吧！
我相信积极开明但又不是急功近利地对待翻译，只会给自己的写作本身带来好的影响。我听到过一种听起来有悖于翻译常理的说法：说汉学家杜博妮翻译的英语译本比北岛的原诗还要好。明明北岛是大家公认的某个时代最杰出的中国诗人，但还是有不少人愿意将其在世界上所得到的承认归结为在翻译这个环节上的好运气——这就是典型的心态问题。我很早就触及到这个问题：“有人如此分析北岛在国际文坛上声名卓著并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热门侯选人的文本因素：即其诗在被翻译成其他语种的文字时抗磨损性强。但我以为这不是偶然得来的幸运，是由北岛牙雕般精密的语言所决定的——他如此精良的技艺，综观中国诗坛，至今无人能出其右。”——在此需要指明的是：所谓“抗磨损性强”不是别人的话而是我自己的发明，而“牙雕般精密的语言”也不完全是我的话，在更早以前黄翔就有过相似的表达（尽管他是在批评北岛的诗）。我想说的是：如果你渴望“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渴望“全球化”所带来的种种好处，渴望在对外交流中让你的诗找到它应该获得的读者，比较在乎翻译这件事的话，你就该在写作中提高自己语言的“抗磨损性”，加强“硬件”建设，修炼自己“硬功”，而不是消极地拜托给运气——指望碰上一个翻译大师；但如果你对这一切真的毫不在乎，那就闷头写你的吧，也不必对此大放悲声。
     从“全球化”的大问题一直谈到了“诗歌翻译”的小问题，现在我想重返到那个大问题上来结束我冗长的发言。我以为“全球化”这个时髦的话题在目前中国实在是没有多少讨论的必要性，因为所有反对它的人都没有多少真诚度，几重“特色”如此深重的中国还要反对“全球化”吗？近现代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地错过了全球发展大潮并与之背道而驰的中国还要再反对一次21世纪的“全球化”吗？这事儿是不是有点辛酸有点荒诞啊？！但好在国民对此充满热情（他们才最相信自己的身体），国家正在与时俱进（不可能老是以自虐为乐吧），留下一小撮嚼烂舌头的小文人，徒有构成多元话语维护生态平衡显示民主进程的必要性。说老实话：当代一些抛头露面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话语水平已经明显低于国家话语和百姓话语，这才是新一轮的奇耻大辱！这些穿着一身从欧美的跳蚤市场上买来的二手名牌并不忘向国人炫耀的“复古派”，你愿意和他们讨论问题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王国维跳水以后，我还没有见过第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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