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诗歌大师》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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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于坚《给<诗刊>的一点意见》第二部分内容：“五四发端的新诗继承并要复兴的正是这个伟大传统。在晚清，诗“巧言令色鲜矣仁”（孔子），成为平仄修辞游戏。灵魂成为一个虚词，语言灵光丧失（沦入工具性的黑夜）“日常语言是被用罄的诗”（海德格尔）失去了命名的神力。“名不顺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十九世纪中国的失败其实就是诗的失败。”于坚著文喜欢东摘一句西摘一句凑整，是对自己语言组织能力不自信？还是习惯性地依赖古代经典给自己撑腰？也许于坚在给《诗刊》提意见时有意规避清朝的文字狱这个字眼。五四运动本质上是一场以思想启蒙为核心，但直接表现为反帝反封建政治运动的复合型运动。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彻底批判旧传统的，以鲁迅的《狂人日记》为代表，对儒家的礼教、家族制度、旧道德进行猛烈抨击，提出“打倒孔家店”。于坚在拉孔子的虎皮做大旗时，是不是忘记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孔子的批判了？于坚拐弯抹角尤抱琵琶半遮面地提一点意见，其实也没什么新意，就是他认为《诗刊》要给诗歌更大的表达空间，允许新思想的传播，他认为这才是符合中国诗教的原教旨的。但于坚或许没有意识到诗的自由性与孔子教人循规蹈矩的教义也有不相容的一面，孔教是要用礼仪规范一个人，而诗是要给人思想的自由，这是有冲突的。如果孔教在这个点上迎合诗，那么统治阶层的掌控力就会受到影响，统治压力和成本会增加，这是他们不愿意接受的。当然这也可以理解，毕竟一对一还可以应付，但是亿计的体量可精准操作控制的可能性就未知了。诗歌流派之间都会排除异己军阀割据，这不就是他们不满意的文字狱一样的品性吗？于坚给《诗刊》的意见其实就是要有担当，要“诚”。他认为清朝对于国民思想的打压使得诗成了平仄修辞游戏，失去了灵魂思想。于坚认为“十九世纪中国的失败其实就是诗的失败。”于坚用局部代替整体也算是借代修辞吧！也不用找这句的问题，无意义。我倒是由这句话想到于坚诗歌的失败，就是因为他对于中国诗歌经典的浅层阅读和理解，也就是所谓的中国诗歌正统的教育，即于坚概括的有别于神教的诗教。正统的诗教是不是与孔教几千年来一直在联手削弱了我们与神教系统抗衡的某些要素？这正是造成十九世纪中国失败的要点？从受过正统教育的于坚的诗歌文本看，其诗的毫无灵光，是否代表着中国正统如学院派诗人整体上缺乏灵性的问题？所以说于坚给《诗刊》的一点意见，其实更要先给自己意见，以及他所代表的学院派正统们！我不认为于坚能代表民间诗人，因为正是民间诗人保留了中国诗歌那些神性的一面，而所谓正统的容器反而承载不了这种灵气，因为正统就意味着束缚，意味着阉割，而不是诗歌自带的自由的天性。正统和自由犯冲，于坚和好诗无缘。当然，我是期待于坚像伊沙那样回到真民间的，就像伊沙在《汉茂陵石刻记》写的“最伟大的艺术品/也只配享受末流的待遇/这样正好”，不过于坚已经受到了最顶流的待遇，他是回不到民间了！再说于坚给《诗刊》的意见也就这样，其实就几句话的事，他偏要旁征博引拼凑长篇大论，他若哪天给民间一点意见或者许多意见，想想于坚的诗歌水平，我看也没什么好指望的！正统诗教爱教人循规蹈矩，它只能容下李白的形，是容不下李白的浪漫主义的！浪漫自由才是具有开放性的无限可能性的，而正统诗教容量肚量太小了！对了，补充一下，于坚在《于坚说》里二手意识到了“道在屎溺”，但他写不出伊沙在《汉茂陵石刻记》写过的：“鸟粪便成了这些/大巧若拙的石刻上/惟一的图饰/美丽的花纹”，正统诗教教过的“道”，首先需要诗人去体征并写出类似《汉茂陵石刻记》类似的划痕，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去激发自己的灵性思维，可惜正统诗教只得其一，到不了二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