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诗歌大师》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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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这篇文章原载《枣庄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于坚是2007年获得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的，所以赵思运可以规避掉吹捧的嫌疑，不过这是不是一篇有效的解读，还需要看正文，这篇文章虽然没有被于坚收录进《他人眼里的于坚》系列，但这篇文章是于坚公众号目前阅读到此唯一涉及到具体文本解析的。首先看赵思运简介：“山东郓城人，文学博士，浙江传媒学院教授。出版诗集《一本正经》《不耻》等，学术著作《百年汉诗史案研究》《中国大陆当代汉诗的文化镜像》《何其芳人格解码》《百年旧体诗案：中国现代诗人的精神存根》等多部。诗作入选《中间代诗全集》《中国新诗年鉴》《新世纪诗典》《中国口语诗年鉴》《中国先锋诗歌年鉴》《汉语先锋》等重要选本，被译为英语、意大利语、德语、韩语等。”理论上有这个身份和诗歌实践的赵思运是应该能够胜任解读任务的，不过开篇第一段就让我产生了怀疑：“诗歌，作为文学，是人类的一种存在方式，因而诗歌语言要对存在作最大限度的敞亮，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语言是存在的家园。当然，这只是诗的原初形态，而随着文明的发展，语词的意义无限增殖，诗成了阐释的工具，不再是神性的、创造的、直接的、独一无二的，而是认识论的，是价值、判断、指令性的，越来越远离诗的原初意义，偏移了“对存在的敞亮”这一本质。而于坚20世纪90年代一系列诗作所做的努力就在于通过对文化、语言的解剖来抵达对存在的最大限度的呈示。”这里明显可以看出赵思运为了证明自己对于坚的判断是准确的，也就是赵思运认为于坚通过对文化语言的剖析抵达了对存在最大限度的呈示，所以强拉海德格尔理论来站台，这是身为文学博士的不自信表现吗？一个文学博士无法提供原创的论据来自证？除了海德格尔这个权威标签助阵赵思运就缺乏底气？这又让我想到伊沙说的高僧直说家常话，而赵思运的不说家常话是我产生怀疑的一个点。而且赵思运认为文明发展之后诗偏移了“对存在的敞亮”，这又是借了哪位名人的观点？这正确吗？不是随着文明的进步，人类对世界的认识疆域也在不断拓展么！不是更敞亮么！赵思运在这里也很像《于坚说》里于坚在阐述观点时含着漱口水来回倒腾一样，没有价值，所以我也没必要在这个点上较真。总之赵思运这种纯借而不是来自个人生活经验的语言会给读者产生陌生感，不亲切就会阻碍赵思运等任何真理的传播。然后赵思运用于坚的《对一只乌鸦的命名》来证明这首诗是通过了文化语言对存在进行了一次最大限度的呈示，这显然是睁眼说瞎话的定论。这首诗明显是在隐喻，隐喻怎么可能最大限度地呈示呢？诗意的事实才是通过了文化语言对存在最大限度地呈示。隐喻拟人化是会脱离事实的，虽然这个艺术化场景具备文化性质但不具有最大限度呈示的语义。《对一只乌鸦的命名》的语言给人垃圾感，之所以被吹捧原因复杂，仅从语言角度判断并没有价值，不过是隐喻的攻击对象引发了共鸣。其实这首诗翻译过来还是那点东西，这又要回到于坚诗歌创作的背景色，不提又不行提了又敏感，就是于坚地主爷爷饿死、知识分子父亲挨整、自己办刊被查这些遭遇产生的情绪，于坚的乌鸦是能指的，于坚肯定知道导致地主爷爷饿死最直接的人，也知道父亲挨整是谁干的，也知道自己被查是那个具体部门，但是于坚将能指转换成所指，转换成隐喻来呈示，这难道是赵思运认为的最大限度地对存在的呈示吗？能指就指明才是最大限度地呈示吧！虽然赵思远写道：“诗人为什么说“没有说出过一只乌鸦”呢？是没有自信吗？非也。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言此意彼”，他讲出的只是“乌鸦”之外的所指，而非“乌鸦＂本真的存在即能指，“乌鸦”的“在场“被所指的迷雾弥漫住了。”作为文学博士重视一首垃圾语言组成的热点诗，有蹭流量的嫌疑，包括鲁奖评委也应该主动在民间采诗才对。譬如南人写乌鸦的《思想者》无论是语言还是诗性都比于坚这首高级：“他们把他的/脑袋砍下来/挂在城楼上/示众/老天爷见状/派一只乌鸦/叼走了/他的/思想”，而且这首诗也提醒赵思运他对海德尔格核心思想“语言是存在的家园”的理解是错误的，因为海德格尔的“语言”并不是指人类诗语言，而是包括诗语言的所有人类用来沟通的语言，这个语言是要最大限度地呈示“存在之澄明”，也就是最大限度地描述世界以及将这种描述有效转达到人类任何一份子。而诗语言并不追求最大限度地呈示，诗语言反而要婉转艺术处理之后传送给读者，目的是传递语言难以描述的世界的妙的一面灵性的一面。也可以理解为海德格尔所说的语言是物质的语言，诗的语言是非物质的，是形而上的。于坚的诗其实潜意识里也想抵达这个无形之境，但是语言太垃圾，更无妙可言。不过垃圾语言匹配垃圾情绪，倒也般配。于坚隐喻之所以引起公共鸣，其实根源在于个人视角与公共视角的不协调，于坚在个人视角看自己和家人吃了亏，而公共视角是特殊时期必须牺牲一小部分人的利益，所以于坚的情绪化完全是站在个人立场上的，他的隐喻引起共鸣也是因为一小部分吃了亏的群体的共鸣，再加上其他原因吃过亏的人不问来由地加入共鸣阵营。就像早上刷到一个视频分析从1966年到1976年的高考中断，博主认为这与明朝初期约1374年至1384年中断科举考试如出一辙，目的是为了防止前朝士大夫阶层子孙通过科举上位实现阶级复辟，而中断十几年就是为了让没有受过教育的社会底层的子孙能够获得相对平等的机会去竞争，否则士大夫阶层和于坚爷爷这种地主阶层的子孙，因为他们受教育的机会高过平民阶层，所以复辟的可能性就会增高。作为地主孙子的于坚个人视角看肯定要否定这个公共决策，而平民的后代的视角看肯定会认为这是在消灭阶级代差的好办法表示赞同，在这里我们不去探讨政策对错与否，我们只是回到于坚们在诗歌作品中呈现出来的情绪发端在哪里，于坚们的个人情绪和公共管理之间肯定会出现矛盾，而这种矛盾不应该成为主流力推的因素，而是应该回归到诗歌本身的素质去衡量一个作品以及这个诗人。所以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于坚，那么一旦撇开于坚作品隐喻产生的共鸣现象，这首诗相对于南人的《思想者》根本就不值一提。而赵思运也会因为没有挑选有价值的文本解析而失去了加分项，加上个人对海德格尔这种经典的误读和错用，后续内容有没有可能加分还未可知。容我慢慢分析赵思运的于坚相关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