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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峰论争：中国诗坛九十年代“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论争始末

《为何这般折腾——“民间”与“知识分子”的论争》是荷兰著名汉学家柯雷，以发生在20世纪末的盘峰论战为研究对象，精心考察而撰写的一篇深度诗歌评论。作者从文本（诗歌作品）、语境（诗歌的历史、文化、社会环境）和元文本（关于诗歌的各种话语）三个方面切入，既关注审美问题，也关注文化社会学问题；既涉及诗人身份等社会学问题，也探讨各种个案，从“局外人”的角度来探讨中国当代的“诗歌江湖”。由于微信字数限制的缘故，我们分为三条推送这篇文章。此条为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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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为何这般折腾？

——“民间”与“知识分子”的论争

（一）

文 | 柯雷

译 | 张晓红

20世纪最后几年里，众多中国诗人及批评家参加了“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旷日持久的论争。关于这场论争，我在前面章节时有提及。论争成了学界及大众媒体的头条，程光炜、沈浩波、于坚、杨克、唐晓渡、孙文波、王家新、韩东、西渡、徐江、伊沙、何小竹、陈超、中岛等大腕纷纷卷入其中。主角为清一色的男性。本书中不止一次提到，鉴于女性诗歌这一文本类别有其巨大意义和广泛影响力，男性在先锋诗歌元文本领域内的主导地位就愈发突显。
 

泛泛而论，如果对各自阵营个体所书写的诗歌文本加以分析，无疑可以将“知识分子”与“民间”诗歌作一对比。读者或许会想到，“知识分子”与“民间”是先锋诗歌内部“崇高”与“世俗”互为对比的两个美学话语的一例，第一章对此已略有提及。然而，诗歌文本本身在论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其实微不足道。相反，论争者所提出的非诗歌诗学主张乃是重中之重。并且，虽然彼此敌对，但“民间”与“知识分子”阵营为这一偌大而密集的元文本撰文，却显露出一些明显的相似性。那么，他们到底在折腾什么？
 

本章第一节将列出上百篇文献资料，作为批评清单，以勾勒出论争话题，即大家在谈论什么。第二节探讨地域文化、体制与个人生平的分野，以及作者之间的关系，并再次反思现代中国诗人形象的社会学意义，以分辨何物危如累卵，亦即：大家为何谈论他们所谈论的话题。本章后面附有按时序排列的“论争”文献，以此作为这场论争之发端和发展的有形纪录，为后人研究打开方便之门。
 

论争是先锋诗歌话语的一个关键的、多面向的节点。就先锋诗（自我）形象及诗坛人际关系、出版模式等方面而论，它不同于早先与文学体制的博弈。关于论争的资料十分丰富，只有在真正沉潜于资料的情况下，我们才能真正摸清其来龙去脉。为此，我将对所有的重要文本进行详细分析，许多其他参考材料也将概略提及。因此，本章第一节冗长而密集，一些读者或许想从第一节直接跳去第二节。但对于这个充满修辞色彩的文学事件，我希望避免草率下结论，关于它的资料也一样很值得下功夫。本章在分析时，重申多次在前面章节中论及的一点：在当代中国诗坛上，诗人形象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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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大家在论争什么？

论争产生了大量、过剩的公开材料，如诗歌及批评文集、学术专著、民间与主流文学期刊、地方日报及周刊上的文章等等。本章研究并未延及互联网。在第一章中，我已声明网上资料不在本书研究范围内；论争在2000年初告终，而互联网在诗界的广泛应用则发生在那之后。

程光炜对一个年代的挪用：“来自西方的中国诗歌”
 

1998年2月，身居京城的批评家程光炜编选了一部诗歌选集，名为《岁月的遗照》。“九十年代文学书系”总编洪子诚在书系总序中向读者指出，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诗歌氛围起了变化，同时重申1989年是当代诗歌两个不同时期的转折点。反观90年代（“高雅”）文学的社会地位，显然不及80年代，洪子诚以谨慎乐观的态度总结道：尽管诗歌的影响与以前相比变小了，但出现了一些很优秀的作品。《岁月的遗照》也含有诗歌卷主编程光炜所写的引言，题为《不知所终的旅行》。数月前，此文曾独立发表在《山花》上，当时想必就已让一些人心中不快了，但它是作为“九十年代文学书系”诗歌卷的引言而触发了论争。
 

在《不知所终的旅行》一文中，程光炜提出“九十年代诗歌”这一概念，以此作为一支特别的文学流派，貌似垄断了过去十年间写作多元化的现实。“九十年代诗歌”被认为是体现了程光炜个人的职业偏好，青睐那些他经常以“朋友”相称的诗人作品。与此同时，他的对手出手迅疾，指出他忽略了一些其重要性不容置疑的作者，有众多出版物为证。任何选集都难免带有选者的个人印迹，可以说，主观性是编者的特权；而且，“九十年代诗歌”这个概念模糊了美学特征与年限的界限，这样做的绝不仅限于程光炜一人；但是，这篇引言及所选诗歌确实带有公然的偏见。这从书卷最后附录中所列诗歌与推荐书目亦可见出。总的说来，此选集之能引发激烈争论，并不足为奇。
 

程光炜对“九十年代诗歌”的看法受到王家新作品的启发。以下段落见于选集封底：
 

我震惊于他这些诗作的沉痛，感觉不仅仅是他，也包括我们这代人心灵深处所发生的惊人的变动。我预感到：八十年代结束了。抑或说，原来的知识、真理、经验，不再成为一种规定、指导、统驭诗人写作的“型构”，起码不再是一个准则。
 

依程光炜所见，“知识”是好的，尽管他说的“这代人”发现80年代的那种知识在整个90年代都无所适从。如第四章所述，1987年，《诗刊》在山海关举行“青春诗会”之后，数名诗坛新人提出诗歌的“知识分子精神”，并于次年在民间刊物《倾向》上落实自己的想法。参照这一自贴的标签，程光炜称其喜爱的诗人为“知识分子”。除了《倾向》创刊人陈东东、西川及欧阳江河外（自80年代中期起，欧阳江河在将“严肃”或“知识分子”诗歌理论化方面拔得了头筹），从程光炜在《岁月的遗照》引言中所用的篇幅来判断，“知识分子”诗人还包括王家新、张曙光、肖开愚、孙文波、柏桦、翟永明、臧棣等。程光炜认为：
 

（九十年代写作）要求写作者首先是一个具有独立见解和立场的知识分子，其次才是一个诗人。
 

撇开正统文学政策的坚决捍卫者不谈，在后“文革”时代的中国，难以找到任何一个反对作家必须持有独立观点、独立立场的人，但相对于诗人身份，“知识分子”身份的重要性有待商榷。
 

在原则上，诗坛上有许多声音与程光炜的说法大致一样：
 

我尊重八十年代几位认真写作的诗人的劳动。……所谓的九十年代诗歌……是一个极其严格的艺术标准，是一个诗歌写作的道德问题。
 

问题是，程光炜用一个年代概念，概括了当时齐头并进的各种诗歌实践中的一种。

自19世纪末黄遵宪进行白话实验以来，围绕中国诗歌与外国文学，尤其是与“西方”文学的关系问题，人们一直争论不休。程光炜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方式，可以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首先，他列举了众多外国文学影响中国文学的案例，但却没有文本证据，所以有借此自抬身价之嫌。在讨论张曙光的时候（入选作品《尤利西斯》[1992]），程光炜提到叶芝、里尔克、米沃什、洛威尔及庞德；讨论王家新（入选作品有《帕斯捷尔纳克》和《卡夫卡》[1992]），他提到叶芝、米沃什、帕斯捷尔纳克及布罗茨基；讨论翟永明，他提到了普拉斯；讨论西川（入选作品《重读博尔赫斯诗歌》[1997]），他提及博尔赫斯、聂鲁达和庞德；讨论陈东东，他提到阿波里奈和布列东；讨论肖开愚，他提及“一些美国诗人”及庞德。在中国传统方面，程光炜仅仅提到民国时期诗人李金发、戴望舒与陈东东之间的关联，以及唐宋诗人李商隐、温庭筠、李煜与选集中名不见经传的诗人之间的联系。
 

第二，程光炜对中国诗歌与其西方先驱之关系的描述，也是论争的一个基本点。以下为关键段落：

有一种说法，由于中国传统诗歌没有为现代诗的发展提供有效的审美空间，因此可以说，中国现代诗歌是在另一个审美空间即西方诗歌传统里成长和发展的。这种说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假设：人们只能在西方诗歌的口味中谈论九十年代诗歌。我丝毫不怀疑诗人赋予中国现代诗歌以伟大品质的真诚与责任，我怀疑的是，二难中的写作处境，是否就有利于现代诗歌合乎理性的发展。一方面，我们试图用庞德、艾略特、奥登、叶芝、米沃什、曼杰施塔姆，包括国际汉学家带有偏见的判断和随时变化的口味，建立现代汉诗实际等于虚拟的“传统”，另一方面，在内心深处，在对汉文化及其语言的刻骨铭心的理解上，我们则对这一建立在沙堆上的“传统”毫无信心。我们对所谓的“国际诗坛”抱有足够的警觉性，另一方面，我们却极其渴望得到它的承认，藉此获得一个什么是伟大诗人的标准。一方面，我们希望做冲锋陷阵的堂吉诃德，另一方面，即使前进一百步，我们最多不过是那个优柔寡断的哈姆雷特。我们的教养、人格决定了，这不过是一场没有结果的艺术演习。

程光炜的结论中提及了堂吉诃德及哈姆雷特，而不是（比如说）孙悟空和阿Q，这是能说明问题的一例。2001年，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更简单明了：现代中国诗歌来自西方。
 

第三，书名《岁月的遗照》取自张曙光的同名诗，选集也以此诗开篇：
 

我一次又一次看见你们，我青年时代的朋友

仍然活泼，乐观，开着近乎粗俗的玩笑

似乎岁月的魔法并没有施在你们的身上

或者从什么地方你们寻觅到不老的药方

而身后的那片树木、天空，也仍然保持着原来的

形状，没有一点儿改变，仿佛勇敢地抵御着时间

和时间带来的一切。哦，年轻的骑士们，我们

曾有过辉煌的时代，饮酒，追逐女人，或彻夜不眠

讨论一首诗或一篇小说。我们扮演过哈姆雷特

现在幻想着穿过荒原，寻找早已失落的圣杯

在校园黄昏的花坛前，追觅着艾略特寂寞的身影

那时我并不喜爱叶芝，也不了解洛厄尔或阿什贝利

当然也不认识你，只是每天在通向教室或食堂的小路上

看见你匆匆而过，神色庄重或忧郁

我曾为一个虚幻的影像发狂，欢呼着

春天，却被抛入更深的雪谷，直到心灵变得疲惫

那些老松鼠们有的死去，或牙齿脱落

只有偶尔发出气愤的尖叫，以证明它们的存在

我们已与父亲和解，或成了父亲，

或坠入生活更深的陷阱。而那一切真的存在

我们向往着的永远逝去的美好时光？或者

它们不过是一场幻梦，或我们在痛苦中进行的构想？

也许，我们只是些时间的见证，像这些旧照片

发黄、变脆，却包容着一些事件，人们

一度称之为历史，然而并不真实
 

这首诗的后半部分较之前半部分来得更为强烈。在这里要关注的是这些句子：
 

讨论一首诗或一篇小说。我们扮演过哈姆雷特

现在幻想着穿过荒原，寻找早已失落的圣杯

在校园黄昏的花坛前，追觅着艾略特寂寞的身影

那时我并不喜爱叶芝，也不了解洛厄尔或阿什贝利
 

中国诗人没有理由不参照西方传统。并且，文本中也没有任何能表明言说者之文化身份的蛛丝马迹，除非我们通过文本的语言，即中文，去确定言说者来自何处。是否应该把言说者设想成西方人，因为他谈到了哈姆雷特等人？当文字从作为公众人物的、历史上的西方文人不经意地过渡到言说者生活中一个无名的个体（“你”）时，这样的解读也许没有多少说服力。无论如何，虽然我无意容忍文化民族主义及保护主义，但该选集的副标题、程光炜的引言及以张曙光的诗作为该选集的书名，这三者相结合，触犯了众怒，是不难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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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浩波的愤怒回应：“对诗坛的占领”
 

1999年初，一本精心组织的反驳程光炜的选集及其引言的书面世，这就是杨克主编的一本“叫板选集”，其中包括一篇于坚写的“叫板引言”。但我们首先来看一篇由沈浩波执笔的早期文章，之后不久，他就成了“下半身”运动的领军人物。1998年10月，还是北京师范大学学生的沈浩波（当时自称为“臭水”），在学校的《五四文学报》上发表了《谁在拿“九十年代”开涮》一文，此文首次发表于《东方文化周刊》，随后又在1999年1月发表在拥有广大读者群的《文友》上。这篇文章更像是写给程光炜的公开信，肆意而大胆，充满指责：
 

……我主要想提到的几个人名，是我一贯就很不喜欢的所谓“著名”诗评家程光炜，是我曾经一度敬重过而现在对他的所作所为产生怀疑的北大教授洪子诚，是整天以“知识分子”自诩的高中毕业生欧阳江河，是满嘴“帕斯捷尔纳克”“布罗茨基”等洋名洋姓、满嘴“流放”“沉痛”的王家新，是写了100首长着同样面孔的坏诗却正在试图建立他在90年代诗歌地位的孙文波，是满嘴优美词语却始终无法堆砌成一首好诗的陈东东，是从任何方面来看都不值一提现在却装模作样暴得大名的肖开愚，以及等而下之的张曙光、臧棣、西渡之流。
 

沈浩波是个巧舌如簧的善辩者。也就是说，虽然沈浩波的陈词既华而不实又主观，但是他势头十足的表述给人留下了持久的印象。在文章最后，他的笔锋直指程光炜，以近乎威胁的语调，同时也有幽默的挖苦，就像他对王家新的攻击： 

我承认王家新的《帕斯捷尔纳克》写得不错，但也仅此而已了，在他的大部分诗作中，写得最好的永远是那些带有引号的句子（引用的是他人的诗句）！他永远在伦敦，在俄罗斯，他永远倾诉他的布罗茨基、帕斯捷尔纳克、卡夫卡，他就是不在中国的土地上生长！他整天重复着“流放、流放、流放”，问题在于，谁流放你王家新啊！你不是北岛，不是多多，不是布罗茨基，你永远是谨小慎微的王家新，学着俄罗斯人戴大围巾的王家新！
 

沈浩波认为，程光炜及有相似喜好的诗人、批评家及编辑已占领了90年代重要的出版渠道，有意打压一些杰出诗人，如于坚、伊沙、阿坚、莫非、侯马、徐江、韩东、王小妮。他的话里包含一些在整个论争中将反复出现的对“知识分子”的控诉：西化及缺乏本土文化精神、矫揉造作而故作神秘的措辞、操纵出版机会及诗坛人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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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坚的两大诗歌阵营：“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
 

1999年初，广州诗人兼编辑杨克推出《1998年中国新诗年鉴》。虽然其所收诗作只以一年为限，但可谓志存高远。实际上，这本集子选取的近百位诗人及许多批评家的文章，也包括了1998年之前的文字。杨克之后，同年4月又出了另一本年鉴，由京城批评家及编辑唐晓渡编选，名为《1998年现代汉诗年鉴》。较之杨克的集子，这本年鉴视野更广阔，结构更缜密，收入了上百位诗人的作品，并附有特别推荐的诗作、评论及1998年发生的诗歌事件。如我们在前面章节中所见，“现代汉诗”中的“汉”指汉语而非汉民族。唐晓渡选取的附录材料，有可能让沈浩波对某些诗人及批评家的占领诗坛之举更加不满。
 

杨克的年鉴与唐晓渡的年鉴在广州和北京相继出现，两书编委会的组成及杨克年鉴的附录均表明了北方与南方、北京与外省的对立，这两方面的对立很快成为论争的中心议题之一。杨克的年鉴可以说是向程光炜《岁月的遗照》叫板的结果，昆明诗人于坚的叫板文章《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冲锋在前，则等于是宣战。
 

《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写于1998年秋。之前一年，程光炜《岁月的遗照》刚刚问世，于坚在《诗探索》上发表了《诗歌之舌的硬与软：关于当代诗歌的两类语言向度》一文，后来出现在《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里的重要观点，这时已隐约可见；关于这两篇文章，第十章已有论及。《诗歌之舌的硬和软》的语气没有《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那么尖刻，想必是因为它发表的时候，程光炜还没有宣称“九十年代”是自己偏好的一个诗学概念。
 

在《诗歌之舌的硬与软》一文中，于坚通过将普通话与方言相对比，来检视当代诗歌的发展。于坚将下面这些称为“硬语言”：普通话、正统话语、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学正统、官方宣传和公共空间话语、乌托邦主义、抽象、形而上的精神性、书面语、受国外影响的文学精英主义、“知识分子写作”等等。接着，他把这一切与一系列的诗人作品联系起来，包括政治抒情诗人贺敬之和郭小川，朦胧与后朦胧诗人北岛、杨炼、王家新、海子、欧阳江河、西川等，还有大众诗人汪国真。他显然将北岛、杨炼、王家新、海子、欧阳江河、西川置于正统的、因循守旧的艺术位置，而不顾他们公认的先锋身份。另一方面，于坚又写道，地方语言、（南方）各省的生活、边缘性、日常现实、消遣、幽默、玩笑、亲密、具体、肉体性、本土文化、口语用词及“民间写作”等，即他所谓的软语言，见于韩东、于坚本人、吕德安、翟永明、杨克、朱文、陆忆敏、杨黎等第三代诗人的作品中。于坚对普通话与地域方言之间差异的关注，完全合情合理，但据此构造文学谱系，仍然缺乏事实依据。
 

虽然如此，但与《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及于坚后来撰写的文章相比，《诗歌之舌的硬和软》在理性与清晰上堪称典范。于坚的观点新颖独到，但写作风格上却显得飘忽无端、混乱无序、咄咄逼人。和沈浩波一样，于坚的文字也常常效果鲜明，原因是他擅长嬉笑怒骂，诙谐多趣，天生就是艺术及“日常”圈的弄潮儿。《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虽然内在逻辑可疑，但囊括了“民间—知识分子”论争的多数核心要素。
 

在我们对这些战斗檄文作出评价之前，需要讲到“民间”的翻译问题。“民间”的英语译法有“popular”（流行、通俗）、“folk”（民众）、“of the people”（人民的）、“among the people”（人民当中）、“people to people”（人民之间）、“non-governmental”（非官方）等意。本书中一直译成“popular”，虽然这样会与“流行、通俗”发生意义上的重叠。另一方面，如果把“民间”译成“of the people”／“人民的”，那么就会与中国的政治话语产生莫须有的关联，如“人民共和国”“人民群众”等短语所示。“People to people”和“non-governmental”仅仅涵盖了“民间”在论争中的一少部分含义。况且，我们会发现，于坚和其他人用“民间”这一个词来表达两种不同的意思，这让翻译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我用大写首字母的“Popular”和“Intellectual”特指论争中的“民间”和“知识分子”概念及阵营。当研究者碰到难以翻译的概念时，偶尔也会不翻译，说明后干脆用自己的文字记录下来。但在英语中保留汉语拼音minjian也不行，因为在关于论争的汉语话语中，“民间”同样问题重重。

现在来看看于坚在《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一文中对程光炜的尖锐批评。于坚把冲突的范围扩大，将诗坛划分为“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两大阵营，使其陷入全面论争。尽管他在1993年曾声称，知识分子立场是成熟的诗人的最低条件，（于坚、朱文，1993年，正式发表物见：于坚、朱文，1994年，文中第五个问题。）但在这里，他以“民间”阵营的斗士形象出现。他的论点围绕“民间”一词的修辞性用法展开，赋予其两种大相径庭的含义：一种关乎体制，另一种关乎美学，这与第一章中所讨论的“非主流”一词具有相似的模糊性。在于坚的文章中，“民间”有时是在体制层面上非正式地发表作品的意思，这也是《今天》《他们》《非非》等刊物的标签。其他时候，他采用的是“民间”一词的美学意义，故有“什么是民间诗歌？”之问，其内含的意思是：“什么是好诗？”或者“什么样的诗歌才有意义？”于坚争辩说，好诗在本质上是反知识的，他将“民间”诗歌描述成对日常生活经验的再现、木匠般的技艺、穿透遗忘回归存在家园的语言运动、智慧与灵魂折射出的光芒，等等。文章中充满了类似这样的含混而高贵的定义。在其最有趣的定义中，于坚关注的是语言自身，而不是真和美之类的东西。
 

于坚充满激情地伸张“民间写作”在体制和美学上的正当性，他这样其实是在说，“知识分子写作”在这两方面，等同于获得国家认可的正统文学。如果说“知识分子写作”在美学意义上是“民间写作”的异己，外行读者很可能会认为，在体制意义上，“知识分子写作”也和先锋文学史没什么关系，这会回过头来使得“知识分子写作”者们从先锋诗歌史上举足轻重的民刊上销声匿迹。由于先锋诗歌在最初时先被定义为对正统的反动，后来自80年代以来实际上已经让正统文学相形见绌，所以对于任何一位先锋诗人而言，被敌意地归为正统，都是一种损害和诋毁。
 

于坚将“知识分子写作”描述成精英主义、不自然、异己、虚假的，而“民间写作”则是敏感、诚实、平易近人、真实、属于普通民众的。与其“硬舌与软舌”之见一脉相承，于坚指出，“知识分子写作”据守北方，尤其是指作为政治意识形态中心的北京和普通话；而“民间写作”居于外省，具体是指作为中国文化腹地的南方及南方方言。南方与北方的对立延伸至外语／外国、汉语／中国的对立。于坚将“知识分子写作”与外国殖民传统，以及他所谓的利用西方语言资源来奴役汉语的欧洲化捆绑在一起。他认为，流亡诗歌不能算是中国诗歌，而“民间写作”是在发掘中国经验以及“民间”诗人引以为豪的本土传统，例如唐诗宋词。最后，针对一些语言比其他语言更适合完成某些任务的说法，他发表了总结性评论：
 

对于汉语诗人来说，英语乃是一种网络语言，克隆世界的普通话，它引导的是我们时代的经济活动。但诗歌需要汉语来引领。汉语的历史意识和天然的诗性特征，导致它乃是诗性语言，它有效地保存着人们对大地的记忆，保存着人类精神与古代世界的联系。我们以为本世纪最后二十年间，世界最优美的诗人是置身在汉语中。我们对此保持沉默、秘而不宣。
 

如第十章所述，这好像是在假设外国人不懂汉语。如果世界上最优秀的诗人真的都是用汉语写作，那么不禁要问，在中国以外的大千世界中的人们缘何被蒙在鼓里呢？这一切与于坚认为汉语是人类福祉的观点也格格不入。还有那些可怜的，既不是英语又不是汉语的语言，好像在任何领域中——经济也好，诗歌也好——都不可能达到领袖地位似的，如斯瓦西里语、芬兰语、土耳其语、葡萄牙语、印地语、俄语、阿拉伯语等等。
 

以上段落体现了于坚对论证逻辑或事物之间细微差别的忽视。有时候，这种修辞性的混乱似乎是他刻意为之，例如对程光炜观点的歪曲。当于坚引用程光炜的文字时，下面括号中的部分被遗漏了：
 

要求写作者首先是一个（具有独立见解和立场的）知识分子，其次才是一个诗人。
 

《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和于坚的其他文章一样鱼龙混杂，许多说法站不住脚，比如他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八九十年代转型等历史事件与文学发展无甚关系，诗歌是唐宋时期普通民众的日常经验，其情形类似于于坚及其他诗人的“民间”诗歌，等等。于坚的另一贡献，或者说整个论争（主要是“民间”阵营）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回荡着正统文学话语的声音，或者可以说是正统文学话语在已经激变了的语境中的延续。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民间”派对“知识分子”派负面而刻板的印象上，“民间”对“知识分子”道德化的、充满正义感的口诛笔伐，让人想到政治意识形态宣教。如果我们记得知识分子曾经遭受的一些苦难，并且了解先锋诗歌在一定程度上与文化正统之间的紧张关系，就会对此感到不安。于坚的文字中流露出奇怪的反知识分子特征，如下文所示：
 

新潮诗歌批评的先天不足（在普通话的权威中建立的批评话语，缺乏独立的真知灼见）导致它只有向“知识分子”获取理论资源，最终丧失了批评的独立立场，堕落到与那些僵硬的“本本主义”的大学诗歌教授、诗歌评论家、中文系以及诗歌选本之类的诗歌权威差不多的水平。
 

于坚的反知识分子思想，结合了正统文学的论调与创新性、批评性的二元对立。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立出自与正统文学理论互不相容的对艺术家的现代浪漫主义想象。另外，为了论证的方便，于坚及其战友们有时也会把“知识分子”定义为“完成了一定水平正规高等教育的人”。这种说法的不妥之处在于：许多“民间”人士也毕业于知名院校。于坚毕业于云南大学，沈浩波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北师大也是下文将要讨论的徐江和伊沙的母校。另两位重要的“民间”论辩家谢有顺和韩东，分别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及山东大学。
 

我们已注意到，“民间”阵营强调本土文化的价值，拒绝西化。当然，尤其是现代，纯粹的西方文化或纯粹的中国文化其实都是不存在的。读者或许会记得，于坚曾坦承，出道之初他自己深受惠特曼及其他外国诗人的影响；他还列举过普希金、莱蒙托夫、雪莱、拜伦、泰戈尔等人名，自言“文革”期间常躲在昆明空荡荡的图书馆里阅读西方文学作品。“文革”后，于坚广泛而有选择地熟读外国文学中译本的习惯无疑持续了下来，和许多在八九十年代功成名就的作家一样。王家新曾指控“民间”的问题是民族主义，虽然他的说法言过其实，但孙文波、耿占春等人有理有据地注意到，“民间”的一些观念顺应了重新抬头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潮。以下是于坚《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一文的结束句：
 

最近二十年的汉语诗歌可以证明，那个梦想——重建汉语自从1840年以来几近丧失的尊严，使现代汉语重新获得汉语在历史上，在唐诗和宋词曾有过的那种光荣——并非梦想，而是一条伟大的道路。

 徐江的刻薄戏谑：“俗人的诗歌权利”
 

诗人徐江和于坚一样，心中充满对辉煌的中国古典语言及诗歌的怀旧之情。他在《一个人的论争》一文中写道：“作为一名汉语诗人，没生在李白、苏轼的年代，是我的悲哀。”和于坚一样，徐江也准备好了为理想而战：“本人有责任维护中国诗坛的清醒、清洁与公平，不能让一小撮酸文人既浪得了虚名又破坏了文学和汉语。”“一小撮酸文人”的说法把我们直接带回到1942年春的解放区，毛泽东文学政策形成之际。徐江也喜欢称“知识分子”为“买办诗人”。他的《俗人的诗歌权利》，以及他在论争中撰写的最有料、最尖刻的文章《乌烟瘴气诗坛子》，都回荡着主流诗学的回声。1999年3月，《乌烟瘴气诗坛子》刊登在《文友》上。此刊之前曾发表了沈浩波的《谁在拿“九十年代”开涮》，对“民间”阵营的支持一如既往。在《乌烟瘴气诗坛子》一文中，徐江使用“文学沼泽冒瘴气”这样的意象，让针对“知识分子”的指控范围更大，并指责程光炜给读者留下了这样的印象:
 

90年代的中国诗人都是些病恹恹的失语症患者，没一个能说出明白话！如果不是我自己在写诗，差点儿连我也相信他所提供的信息了：诗人都不是正常人！
 

此文分为三部分，小标题分别为“那些选本”“那些诗奖”及“那些诗人”。第一部分有对程光炜编的《岁月的遗照》一书更具摧毁性的批评。第二部分阐述了作者对“刘丽安诗歌奖”背后腐败现象的看法。刘丽安又名Anne Kao，是当时先锋诗歌的资助人，有人认为她偏袒“知识分子”。第三部分引人注目，呼吁诗人们洁身自好:
 

（诗人）缺乏自律——长发或秃头、流浪、演讲、朗诵、泡妞儿、蹭饭、奇谈怪论、狂妄自大等，一度是人们对诗人的认知标签。
 

当徐江概括这些缺乏自律的诗人与其他想必“正常的”人之间的关系时，他的修辞才华表露无遗。一言以蔽之，70年代，人们害怕诗人；80年代，人们对诗人感到好奇；90年代，人们讨厌诗人。徐江将谋杀也放在诗人之所以让人“讨厌”的行为之列，暗指诗人顾城自杀前杀害了妻子谢烨；他的论据足以服人。而自杀，也被他算作诗人的一种“讨厌”的而不是让人忧虑的行为，这点可以接受。从徐江其他的文章来判断，80年代末以降先锋诗坛上发生的几起自杀事件中，这里我们大概会想到海子。“民间”阵营成员们认可海子的才华，但也将海子的生活、作品与他们对“知识分子”之自我膨胀、脱离中国日常生活的指责联系起来。文章最后，徐江斥责《诗刊》编辑们将自己的名字列在有影响力的作者名单上，把这作为中国诗人公然沉迷于自抬身价的例证。他随即列举了自己与侯马合编的选集，将此列为过去二十年来的十佳诗集之一。
 

在论争中，徐江最引人注目的贡献，不一定在文章内容上，而是在文章语域上。他的用词和整体的语调既粗野又滑稽。《玩弄中国诗歌》一文比《乌烟瘴气诗坛子》早一个月面世，是一篇旁敲侧击地提及论争早期阶段的文章。文中，他将当代诗歌描述成一项运动，而运动规则的出台，各类选手的推出，无不在制造着一种喜剧效果。徐江警告雄心勃勃的批评家们：“要不时地推出对一些不为人知的女诗人作品的长篇论文。”
 

1999年发行的《诗参考》收录了徐江的《这就是我的立场》一文，从中可见出他抨击“知识分子”的决心之大。他指控王家新剽窃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痛斥道：

某一天忽然意识到，流亡诗不仅出国可以写，在国内也可以写。

徐江显然觉得没必要拘泥于所谓细节，比如“流亡文学”这一概念是否超出了其最为“常识性”的解读这样的问题。除了诗人具体“在”什么地方，对诗人在写作中对某些地域位置的偏好，徐江也有自己的看法，他指责王家新写奥斯维辛，却不去写南京大屠杀。
 

如我们在第八章中所见，在诗“江湖”，徐江是西安诗人伊沙的密友。自从伊沙著名的诗集《饿死诗人》出版后，围绕他所产生的争议之大，无人能及，我们将在下文提及他对论争的贡献。2000年3月，沈浩波（当时用名沈浪）对伊沙和徐江的访谈，就能说明这二位如何故意通过攻击文艺界同仁以博名，哪怕是恶名。沈浩波《将骂人进行到底》一文的标题带有恶搞性质。这个标题是对以往政治术语的一种嘲弄式模仿，它使得伊沙、徐江、沈浩波及其他一些人的喜欢以较真的方式使用嘲仿语言的做法更加引人注目。◆

谢有顺的沉闷而咄咄逼人的文风：“诗歌真相”

虽然徐江与伊沙的用语经常让人联想到主流话语，但也夹杂着其他一些语言类型：幽默、平民化、粗俗，颇有独创性。批评家谢有顺的行文则不然。谢有顺以小说研究见长，但也写过几篇与“论争”有关的文章，如《诗歌与什么有关》，刊发于1999年3月《诗探索》，文中观点可归纳为诗歌应关注“真实生活”。谢有顺从一种狭隘的“传记主义”（biographism）入手，假定现实与艺术之间存在着一种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他的文学观念几乎是反创造性的。至于他的文风，可以说是上文提及的正统文学话语之回音的典型案例，自始至终既空洞沉闷又咄咄逼人。

谢有顺的《内在的诗歌真相》引发了“知识分子”阵营的激烈回应。该文发表在《南方周末》上，对杨克的《1998年中国新诗年鉴》大表赞扬。文中，作者自问，在物质时代写诗是否是一件滑稽的事？他注意到普通人常常拿诗人开涮。有鉴于辉煌的唐宋诗歌传统，他觉得这显得尤为可悲。在他看来，公众已背弃了诗歌，其原因在于，不少诗人把诗歌变成了知识和深奥的学问。他推崇杨克的《年鉴》，视之为与这种趋势相抗衡的一种尝试。谢有顺在论争中所写的大部分文章都追随于坚的观点，《内在的诗歌真相》也是。这里，他归纳出两种突出的诗歌类别，“民间写作”以诗人于坚、韩东、吕德安为代表，他们的诗歌主要表达当今中国的生活现实；“知识分子写作”以西川、王家新、欧阳江河为代表，热切渴望与西方“接轨”；这正是于坚所不齿的。此外，和于坚一样，谢有顺误引程光炜视诗人为知识分子的观点，但他却没弄清楚这个被断章取义了的观点出自谁手，以为是出自西川、王家新及欧阳江河，让他们背负了程光炜的罪名。谢有顺补充道，诗歌若要恢复生机，就必须从“知识分子”话语霸权中解放出来。在论争中，有些参与者把后结构主义术语、文本典故、当地诗坛人物和事件混杂在一起，只有入了门的读者才能明白其意，谢有顺是这样的参与者之一。他与参与论争的两派人员共有的另一个特点是，文章的结尾都如洪钟雷鸣。《内在的诗歌真相》的结尾响起的是民族主义回声：

诗歌是守护自尊的生活，还是守护知识和技术，汉语诗歌是为了重获汉语的尊严，还是为了与西方接轨，我相信，每一个敏感的人都会在他的内心迅速地做出抉择。

谢有顺不赞成过分依赖西方，他指出，张曙光的诗歌中都是密密麻麻的外国人名，在程光炜的选集里也是，发表在期刊上的作品也是。谢有顺在《诗歌在疼痛》（载《大师》1999年10月）一文中提到：

（知识分子）听不到民间的诗歌声音，不是因为没有，而是他们的耳朵没有从西方大师身上收回来。

他呼吁提升本土尊严，但这和他本人总是习惯性地引用西方而非中国作者、批评家话语的做法恰恰相悖。他的论争文章篇幅都不大，但却援引了普鲁斯特、卡夫卡、博尔赫斯、福克纳、哈维尔、桑塔格、福柯、阿多诺、阿赫玛托娃、狄尔泰等等。他所使用的文学术语，也使得下面的自我描述显得疑窦重重。下文选自《谁在伤害真正的诗歌》，载1999年7月号《北京文学》:
 

……我没有高学位，尽管我没在北京这一理论“要地”，尽管我确实没有读过多少外国人的高言大智。
 

以可疑的“高学位”与其他教育水平来区分“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确实有悖情理。就谢有顺本人的背景来说，他曾就读于福建师范大学，师从先锋诗歌的资深拥护者孙绍振，后者在80年代初关于朦胧诗的讨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06年，谢有顺成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在内容方面，和徐江一样，谢有顺在论争中没什么突破性的贡献，反而让人觉得他是于坚的毕恭毕敬的追随者，重复于坚的学说。他的长文《诗歌在前进》刊发在2000年4月《山花》上，其中包含很多有意思的对诗中使用口语的反思，但该文之所以吸引眼球，却是由于缺乏历史性的诗歌视野，且文风辛辣。
 

批评家唐晓渡、诗人王家新及西渡等“知识分子”与“民间”作者们各执一词，但他们所争论的要点，在局外人看来，不过只是“论争”所引发的文本洪流中多出一道涟漪罢了，尤其是关于“真相”这个问题。1999年4月，谢有顺的一篇书评的标题中，出现了“真相”二字。“真相”意为“真实面目”“真本色”“真实情况”，常常用于政治语境，主要用在披露能激起道德义愤的事情，所以被揭示“真相”的人，会认为这是一种严重的侮辱。不久后，于坚也热情洋溢地写了篇文章，阐释什么是“真相”，这篇文章的后果是，论争中出现了一些最振聋发聩的战斗檄文。

第十一章   为何这般折腾？

——“民间”与“知识分子”的论争

（二）
 

文 | 柯雷

译 | 张晓红

 “盘峰诗会”“是非后的是非”及媒体
 

当下的学术批评界依然喜欢在关于“中国文学的走向”等问题上指手画脚，常用“应该”“应当”等词，这使得体制化的口头交流更显重要。20世纪70年代末以降，召开过许多大规模的新诗研讨会，虽然这些会议由国家机构出资，但并未能阻止与会者们从正统文学话语外围发动突袭，有时难免只有先锋诗歌一枝独秀。1999年4月16—18日，也是在这样的一个会议上，“民间”与“知识分子”的论争真正引起了公众注意。
 

“盘峰诗会”在北京附近一家名为“盘峰”的宾馆举行，因此以宾馆命名，组织者是北京市作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北京文学》及《诗探索》编辑部。此次会议的正式名称为“世纪之交：中国诗歌创作态势与理论建设研讨会”。按例，除了学者和批评家，许多诗人也出席了会议。这也说明，与许多西方国家相比，文学与学术、创作与批评之间的界线在中国似乎没那么一清二楚。
 

在人们的记忆中，“盘峰诗会”是“民间”与“知识分子”的一场正面交锋。是否有人故意策划了这场冲突，跟会议本身与“论争”议题都不相干。在此只需提到，不同的评论者都强调，这次会上和整个“论争”中，都存在着某些参与者的策略性行为。有人说会议筹备阶段有意识的炒作，使得论争成为专家圈子以外的媒体头条新闻，还有人说是“民间”活动家们致电“知识分子”诗人与批评家同行，试图说服他们共演一场你死我活的双簧。无论如何，“盘峰诗会”所引发的关注和集体记忆，足以使之成为整个论争的转喻，如今许多人记住了“盘峰论争”这个名词，即可为证。
 

对于学术界读者来说，1999年6月《诗探索》收录了一份详尽的会议述要，由张清华撰写，题为《一次真正的诗歌对话与交锋》，此文也作为两篇论争专题文章的头一篇再刊于7月及8月号的《北京文学》。张清华的文章发表之前，5月中旬，《中国青年报》刊登了田勇的一篇文章，题为《十几年没“打仗”：诗人憋不住了》，随后此文以《关于新诗发展方向又起论争》为题被《新华文摘》摘录。田勇的原标题体现了新闻媒体报道“盘峰诗会”典型的哗众取宠风格，体现了对“民间”阵营的同情。文中，作者貌似客观，但他的态度被笔误，也被他对“民间”观点的借用遮掩了：

这种使诗歌创作不断知识化、玄学化的倾向，是当前诗歌处境日益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6月中旬，《中国图书商报》委托“知识分子”阵营的程光炜和西渡为杨克的《年鉴》撰写书评，又委托“民间”作家伊沙评论唐晓渡的《年鉴》。之后，三文在同一个大标题“他们在争什么？”之下并列刊登。果不其然，三篇书评都声色俱厉。程光炜指控杨克伤害了“九十年代诗歌”的知识分子—文化精神，似乎浑然不觉自己的这一概念此前已广受非议。西渡说杨克的编辑工作马虎草率、不负责任，声称对此表示失望。伊沙虽承认这一缺陷，但他说瑕不掩瑜，杨克的《年鉴》很有活力，相形之下，他认为唐晓渡的《年鉴》平庸无奇、毫无新意，显得拙劣。伊沙声称，唐晓渡在公然质疑“外省”所编选集的合法性；三周后，唐晓渡发表了一封愤怒的致编辑的信，并在2000年底又一次就此事撰文。

随后，7月1日，双周刊《文论报》用第二版整版报道了两大阵营的论争，刊登了臧棣、沈奇、西渡、陈均的文章。在《谁伤害了90年代的诗歌》一文中，批评家沈奇重点关注数月前两份出版物问世以后的喧哗，即杨克的《年鉴》和他自己的《秋后算账——1998：中国诗坛备忘录》，后者首先刊发于2月号《出版视角》。对于已经出现的全面冲突，沈奇的故作惊讶，让人生疑。“秋后算账”通常有等政治运动结束后再和人家清算的意思。此文是对“知识分子”气势汹汹的进攻，作者点名道姓地说西川、王家新、张曙光是头号罪人。沈奇如此描述“知识分子写作”：

高蹈的、抒情的、翻译性语感化的，充满了意象迷幻、隐喻复制、观念结石以及精神的虚幻和人格的模糊。

他说，“知识分子写作”使他这个专业的诗歌读者发晕。在《谁伤害了90年代的诗歌》中，他没有手下留情，称“民间”诗人是被“知识分子”伤害的诗歌的受害者。陈均的《诗歌不与什么有关》讽刺性地反驳了谢有顺的名为《诗歌与什么有关》一文。陈均痛斥谢有顺无知。臧棣写给《文论报》的稿件很快再刊于《北京文学》。下文在讨论《北京文学》上的专题栏目时会再次讨论此文。西渡的《诗歌是常识吗？》节选自《诗探索》上的长文《对几个问题的思考》，下文也将论及。总之，《文论报》征询了三位“知识分子”及一位“民间”作者的观点。至于撰稿人比例的失衡，编辑刘向东随后解释说，他被迫在最后一刻找人顶替原先的四篇稿约之一。
 

7月中旬，静矣在拥有广大读者群的《北京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批评文章，题为《99诗坛：“民间写作”派和“知识分子写作”派之争》。和张清华类似，静矣对“论争”的评价较为公正。她指出“民间”阵营有辱骂“知识分子”的倾向，称“知识分子”诗人为“伪诗人”“买办诗人”“国内流亡诗人”。跟张清华一样，静矣也质疑这场“论争”到底与诗歌有多大关系。她写到，1998年3月举行“‘后新诗潮’研讨会”（“新诗潮”是多年来对先锋诗歌的多个冠名之一），“民间”的干将于坚、韩东等人好像未被邀请，“盘峰诗会”上的喧闹是“民间”阵营的沮丧之情迟到的表达。这两篇精彩述要的区别在于，张清华倾向于持乐观态度，而静矣则因争论未产生任何理论洞见而感到失望。她继而通过肉身与头脑的对比进行分析，两者分别与“民间写作”及“知识分子写作”相关联，最后，她总结说，这场论争是一起悲剧事件。
 

1999年夏天又一次目睹了诗坛的喧哗与躁动。7月26日，《太原日报》整版报道了“盘峰诗会”及其背景，并推出京文、唐晋及王魏的文章。京文是一个笔名，《世纪之交的诗歌论争》其实是张清华发表在《诗探索》及《北京文学》上的会议述要的删减版。唐晋的《“盘峰会议”的危险倾向》行文尖刻，带有正统特征。他指出，会议几乎没有进行文本分析，诗人们太妄自尊大。王魏的《背景与其它》则记录了会议主持人吴思敬和林莽的话，这两人都是诗坛老前辈，吴思敬是学者，林莽是诗人兼编辑。林莽说，诗歌好像正处在流失读者的危机之中，争论白热化是件好事。吴思敬称，一年前“后新诗潮”会议是诗歌批评分流的预兆，意见上的分歧如今浮出了水面。他认为，1998年谢冕与孙绍振对当前诗歌发展态势持怀疑态度，而陈超、唐晓渡及他本人却表示乐观。他说，“盘峰诗会”的目标之一是为上述分歧提供讨论平台。
 

王魏在《太原日报》上发表了另一篇文章——《关注者的声音》，文中列举了老前辈诗人牛汉、郑敏以及批评家孙绍振对此事的评价。前两位言辞谨慎，避免站队。相形之下，孙绍振则显得无所谓，他表示，论争的根源可追溯至80年代，因而高潮的到来是早晚的事。他确信，今日中国不同于朦胧诗与“清除精神污染”的80年代初，先锋诗歌不会成为上层意识形态与政治议程的一个问题。虽然《太原日报》上的文字报导不偏不倚，但它展示的视觉资料却有失公允：一张“知识分子”诗人西川的单人照，紧挨着“民间”诗人伊沙及于坚的照片，另外还有沈奇、韩东、谢有顺及杨克的合照。
 

7月31日，《科学时报》辟出专版，以《“盘峰论剑”是非后的是非》为标题，刊登“知识分子”阵营五位发言人王家新、唐晓渡、孙文波、蒋浩、陈均的文章。王家新的《也谈“真相”》猛烈控诉了于坚曲解文学史及其欺骗圈外人的行为。在《我看到……》一文中，唐晓渡与王家新立场一致，指责“民间”阵营的不良行为，但被指责者的不受规训的、反叛的自我形象，很可能让他的指责变成了夸奖。孙文波的《事实必须澄清》是一篇有力度的作品，语气较王家新、唐晓渡要和缓许多。他指出了于坚及其他人的言辞中的矛盾与谎言，尤其是他们对“盘峰诗会”的评价，孙文波将他们的夸夸其谈及行为不端归结于其作为诗人的不安全感。另外，他的文章也表明，说教与灌输意识形态用语并不仅限于“民间”一方。蒋浩在其《民间诗歌的神话》一文中，和唐晓渡一样，提醒“民间”的争辩者要记得从前年代里言语和其他方面的可怕景象，他也跟许多人一样，指出了于坚独有的论辩逻辑漏洞。在《于坚愚谁》一文中，陈均指出，单纯的野心使得著名的昆明诗人落入了现今这般状况。
 

四周之后的8月28日，《科学时报》给了四位“民间”诗人回应的机会，他们是伊沙、于坚、徐江、沈浩波。这个整版专题的标题是“北京诗人剑入鞘外省骚客又张弓”。这里，将北京与外省、北方诗人与南方骚客平行对列。在这一特殊的语境中，“南方骚客”的意思近于“煽动者”，同时也让人联想到屈原的《离骚》及其所代表的古代“南方”诗歌传统，和以《诗经》为代表的“北方”诗歌传统之间的对立，虽然这种对立非常复杂，绝不是壁垒分明。这个标题用中国文学史来反映“民间”诗人与批评家们所提出的“北方—南方”“中央—地方”等概念的二元对立。
 

至于《科学时报》上的个人来稿，伊沙的《究竟谁疯了？》可为一例，该文体现了诗人在讽刺与短论方面的修辞才华。他攻击西川以“黑社会”诗歌比喻“民间”的活动。于坚的《谁在制造话语权力？》一文，开篇就令人捧腹。他说，不明白诗人们何以能生活在北京这样的城市里，他把北京说成是疏离本土文化的场所，指出首都三伏天的高温或可以解释北京人对自己作品的激烈反应。徐江在《敢对诗坛说“不”》一文中对王家新、唐晓渡及其他支持“知识分子”观念的人表达了失望之情，他的叙述，给“盘峰诗会”贴上了一个在孙文波等“知识分子”诗人看来是有偏见的、欺骗性的标签。在《让论争沉下来》一文中，沈浩波指斥林莽、吴思敬等会议主持人是在和稀泥，他不无道理地注意到，诗人与诗评家们倾向于组成互相吹捧的群体。
 

在报纸进行跟踪报道的同时，各类学术期刊及大众文学刊物继续发表“知识分子”与“民间”论辩者的文章。1999年《北京文学》7月及8月号辟出专栏，第一部分收录了陈超、唐晓渡、谢有顺、西川和韩东的文章，第二部分有于坚、臧棣、西渡、孙文波、王家新、沈奇和侯马的文章，双方阵势保持势均力敌。在《问与答：对几个常识问题的看法》一文中，陈超说“知识分子”与“民间”阵营之间的对抗是虚构的产物。他指出，针对“知识分子写作”使用“西方语言资源”的指控是可恶、错误的，原因是它迫使人们做出毫无道理的选择：西方或中国，你站在哪一边？陈超还说，一个人用什么作为写作素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使用这些素材。唐晓渡在《致谢有顺君的公开信》中指出，谢有顺的文章与正统文学话语有共同之处，提醒他先锋诗歌形成今天百花齐放的局面已经经历了20年的积淀。他谴责谢有顺缺乏宽容之心，及其将“论战”意识形态化的做法。谢有顺在《谁在伤害真正的诗歌？》中倒戈一击，指控“知识分子”的“遮蔽”行为，这里，“遮蔽”的意思是出于自身派系利益考虑，阻止他人入门而操纵出版机会和诗坛公共关系；我们在本章第二节中将讨论这个问题。西川《思考比谩骂要重要》一文的文章标题，无疑重申了他在“民间”阵营心目中的“知识分子”身份，文中有对于坚、伊沙、徐江、谢有顺的驳斥，描述了中国文学圈里的骂人现象。西川希望大家承认，中外文本的互文关系作为一个事实，在所难免，毕竟不是什么坏事。韩东的《附庸风雅的时代》文笔尖刻，主要讨论他对少数80年代以降有影响的“知识分子”诗人的看法，称他们在阻碍他人的追求。下文将细述韩东关于“民间”之文学观念的解释，这里，也需要一长段引文，进一步阐明韩东与“西方”的尴尬关系：
 

90年代成名的“老诗人”……他们的阅读是有目的的……这是在阅读中逐渐进入角色的一群。因此我们并不难理解他们对于书籍的那种病态爱好……他们只读那些被人认为是自己写出来或可以写出来的书，只关注那些被认为是自己的或可能过上的生活（或生活方式）……他们对翻译作品由衷地热爱，对西方文学史如此地熟悉……对在上述系统中的所谓大师，巨人如此五体投地，对他们的生平佚事更是如数家珍……他们的灵感完全来自于以上的读物，其写作方式、格局以及形式也不出其右……像一切收藏家和古玩爱好者一样，他们对于书籍和书籍中思想和艺术价值态度是绝对认同的……其极端表现就是能自己动手制造赝品……使行家里手也看不出来。与最顶尖的收藏家古玩家爱好者尚有不同，我们的“读者—艺术家”最终欺骗了自己。
 

《北京文学》“论争”专栏第二部分以于坚的文章打头炮，我们稍后会单独讨论。臧棣在《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一文中强调：

努力将诗歌重新发展成一种独立于科学、历史、经济、政治、哲学的知识形态。

他警告说，20世纪中国文学话语的大众化趋势已不止一次反对追求创新的诗人，诗人自己不要重复这样一种机制。西渡的《为写作的权力声辩》，即下面将要讨论的《对许多问题的思考》一文的删减版，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作者对“知识分子写作”诗歌脱离日常生活这样的假想性判断，对远离当下时代思潮的那套话语表示了质疑。在《关于“西方的语言资源”》一文中，孙文波痛斥于坚煽动种族及民族主义情绪，他以李白的突厥血统为例，说明跨文化影响是一种自然现象。王家新在《关于“知识分子写作”》中声称：
 

（知识分子写作）首先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对写作的独立性、人文价值取向和批判精神的要求，对作为中国现代诗歌久已缺席的某种基本品格的要求。
 

要注意的是，“品格”一词，有“品德、品性”之意。沈奇的《何谓“知识分子写作”》一文坚称，批评话语普遍支持“知识分子写作”而妨碍了“民间写作”的发展。北京诗人侯马在《90年代：业余诗人专业写作的开始》一文中痛斥“知识分子”的矫揉造作。
 

《北京文学》专栏第二部分首推于坚的《真相：关于“知识分子写作”和新潮诗歌批评》。编辑大刀阔斧地删减，但完整的文章随后刊发于《诗探索》9月号。《真相》一文声称支持谢有顺的有争议性的用词，怒斥欧阳江河的名篇《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于坚将像程光炜《岁月的遗照》那样的垄断、妨碍出版的选集行为追溯到90年代初，责怪诗评家卖身给了“知识分子”。起初，他控诉“知识分子”透过“硬”语言使诗歌意识形态化，通过将“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相对比，而将前者与官方正统相等同。他再次确认，对“第三代”（他指的是80年代中期以后的“世俗”派作者）的攻击首先来自官方正统，之后来自“知识分子”阵营。正统批评家章宏明在1990年《文艺报》上发表了攻击先锋派的《对“新诗潮”的透视》一文，于坚引用此文为证。恰恰是因为于坚极力要与正统划清界限，让我们不由注意到，“真相”及“透视”这两个词语所表达的意思极其相似。不仅如此，于坚的文章结构与章宏明的几乎完全对等：若干着重突出的反问句，每个问题之后紧接着是预想中的回答，词严色厉，语调坚决。

撇开论争的内容不谈，“民间”阵营在“论争”中始终得以占上风的原因之一，仅仅在于于坚、伊沙、徐江等作者旺盛的生产力。另一原因是，“民间”阵营自甘于粗野、简单、大嗓门，在声音上压倒“知识分子”。这一点从于坚《真相》结尾段落中让人喘不过气来的长句子可见一斑：
 

坚持民间立场、诗人写作、中国经验以及诗歌的自由、独立、原创力、民主精神和非意识形态的位于边缘的外省诗人与利用北京的文化政治地理优势企图将80年代以来重获独立和尊严的诗歌再次依照历史惯例纳入权力话语，建立惟我独尊的诗坛秩序、霸权的批评家们之间水火不容的关系已经真相大白。

那些在中国外省的辽阔大地上埋头写作，没有批评家为其摇旗呐喊，远离便于国际接轨的北京，仅仅靠具有创造力的不同凡响的诗歌文本在中国诗坛的铜墙铁壁之间建立了诗歌的尊严和个人魅力的独往独来的优秀诗人与倚靠权力话语、批评家吹捧，离开了权力和吹捧就不存在的西方诗歌和文艺理论的读者冒充的平庸诗人的“知识分子写作”的思想战线之间的泾渭分明之势，已经真相大白。
 

在伟大的80年代依靠第三代诗歌的杰出文本实绩起家的新潮诗歌批评中的北京部分，已经彻底背叛了在那个伟大的充满自由主义精神的时代中得以重新建立起来的诗歌批评对少数、对另类写作的宽容；非道德、非意识形态的、自由、独立、客观、公正的专业精神和唯文本的学术立场，可怜地成了“知识分子写作”——一个“小圈子气候”的代言人，再也无法冒充“公正、权威”，他们对于诗歌、诗人的态度其实不过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罢了，他们公然敢那样穷凶极恶围攻作者——诗人，说明这些“新潮诗歌批评家”从来就没有尊重过诗歌，已经真相大白。
 

“围攻作者”是“民间”阵营对“盘峰诗会”的另一种说法，指数名“知识分子”作家对于坚或杨克群起而攻之。这些说法被所谓的围攻者驳回。
 

专业与大众媒体似乎都有利于“民间”阵营。首先，虽然程光炜使用的“九十年代诗歌”概念招致许多人反对，但它没有故意引发论争的动机。但是，从杨克《年鉴》、于坚《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开始，“民间”阵营的回应就是有意为之。因此，是“民间”一方先下手为强，似乎始终都在更积极地追求宣传效果。再者，就论争话语的接受度而言，反精英主义情绪及嬉笑怒骂的震撼效应自然容易获得反响。“民间”派在论争中的表现也更加惊世骇俗，符合大多数媒体内在的对轰动效应的追求。在1999年和2000年余下的时间里，“民间”阵营继续主导着论争。
 

例如，《文友》发表了两篇吸引眼球的文章，一篇为7月号刊发的《诗歌真的失去了读者吗？》，署名湘子，人们普遍相信这是于坚的化名。文章在论证、术语和语言上确实有于坚的痕迹。湘子宽慰读者说，只有坏的——“知识分子”的——诗歌才失去了读者。罕见之处在于，文章虽然支持“民间”作者，但也承认好的——“民间”的——诗歌在本质上是边缘现象，无法被多数人欣赏。
 

另外，1999年11月的《文友》主推伊沙的长文《世纪末：诗人为何要打仗》，同时该文以《两个问题和一个背景：我所经历的盘峰诗会》为题刊登在《诗参考》上。杨克的第二部《年鉴》收入此文时，仍然以“世纪末”为题。这个题目充分显现了文章的范围与目标。在文中，伊沙对谁在会上说了什么、做了什么等作了很是偏颇的概述。根据他的表述，这个事件之所以发生，其源头可回溯到20世纪80年代诗歌及批评的全面分裂。伊沙回顾了海子的自杀，认为这是一个关键时刻，“知识分子”阵营因此获得千载难逢的机会，经由操纵，其美学抢占了诗坛的特权位置，以至于“隐喻设置的修辞的阴谋，使糊涂的西方汉学界真的以为他们敢于面对中国的现实”。诚然，海子的被神话化是一个失衡现象。尽管如此，于坚、徐江、伊沙及其他“民间”作者对海子的生活、作品及死亡的刻意的不敬，让人觉得这是一种策略性的破除禁忌的行为，纯粹是为了制造轰动效应。否则，就很难理解于坚在1999年7月号《湖南文学》上的文章所指：

据说他连自行车都骑不来，却认为自己是人中之王，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就去自杀。

伊沙的看法是，诗人开会不是为了交流观点，而是为了张扬性格。《世纪末》和他的其他文章的文风表明，他的这个观念不仅适用于言说，也适用于写作。他承诺要客观公正，但其实空洞无物，很可能从一开始就只是个笑话。伊沙的自我矛盾与狡黠诡诈的辩论相交杂。王家新曾引用“文革”术语，伊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完全忽视了王家新援引“文革”术语为的是说明正统文学话语在“民间”话语中有所延续。伊沙痛斥“知识分子”时，他的话语有大男子主义、性别歧视、厌女症等特征，比如，他把诗人欧阳江河与肖开愚所使用的“中年写作”这一短语与性无能相联系，还有，他在回想自己在会议上发言的时候，写道：
 

所谓“知识分子写作”让我想起了“女性文学”的提出，我对“女性文学”的感受同样适用于“知识分子写作”：作为男人，我平时很少想起也根本不用强调自己裤裆里究竟长了什么东西。
 

除了《文友》之外，还有两家一直支持“民间”阵营的出版物：《社科新书目》及《诗参考》。尤其在2000年春天，《社科新书目》中，与“知识分子”相比，“民间”的声音曝光度更高。根据“编者按”来判断，他们获得的好感和亮相机会远远多于“知识分子”。《诗参考》是一份历史悠久的民刊，第14—15、16期分别于1999年11月及2000年7月出版，刊发的是早先在别处发表的专题文章以及专门投来的稿件。1999年，《诗参考》出了一个名为“刊中刊”的专辑，虽号称公正，除了“民间”作者于坚、伊沙、徐江、杨克、宋晓贤、沈浩波等人的文章以外，也并列重刊了“知识分子”作者王家新、张曙光的文章，但主编中岛明确表示自己站在“民间”一方。收入2000年《诗参考》增刊的所有论争文章都是为“民间”说话的。诗人兼画家严力的《说教和包装》写于1997年，讨论的是旅居海外、心怀政治抱负的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诗人风马牛不相及；但或许是严力对“知识分子”一词的贬义用法，正中了编辑下怀，佐证了他的策略性动机，否则，没法解释此文也被收入的原因。
 

虽然专业的和大众文学圈外的宣传总的来说有利于塑造“民间”形象，但形势也不完全是一边倒。丁芒的《所谓“民间立场”的实质》一文见于《中国时报》，此文成功地保持批判性距离，粉碎了“民间”的理论化，指控“民间”心胸狭隘，想垄断自己的先锋地位。至于专业文学刊物及文学批评刊物，《山花》和《大家》都等量发表“知识分子”与“民间”的来稿，《诗探索》也是。迄今为止，刊发于《诗探索》上的论争文章篇幅最大，内容也最为丰富多元。
 

较之“知识分子”，本章给予“民间”更大的空间。这反映了两大阵营各自文章之产量的高低，以及“民间”一方在1998—1999年大体上保持主动的事实。同时，“知识分子”在反驳或解构“民间”的论点时，一般会止步于攻击“民间”诗歌，间或表示“民间”的恶意谩骂只是白费口舌。因此，“知识分子”在论争爆发后所扮演的角色主要以防御为主。当然，在“民间”派——以于坚为例——看来，自80年代后期以来，“知识分子”一方就一直在暗地里攻击和排挤“民间”派，主力是西川、唐晓渡、王家新、陈超、欧阳江河、臧棣、程光炜等人。下文，我们将考察上述“知识分子”提出的一些辩驳，接着讨论“民间”诗人韩东一篇很值得注意的文章，随后再概述论争如何在2000年中期逐渐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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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新顽强的抵抗：“诗人从来就是知识分子”
 

从对手和队友的评价，以及作者本人在论争中写出的批评文章的数量和质量来衡量，“知识分子”阵营中最出色的作者是王家新。他的文章中最有分量的当为《知识分子写作，或曰“献给无限的少数人”》和《从一种蒙蒙细雨开始》。前者是王家新在“盘峰诗会”上的讲话稿，稍作修改后刊发于6月号《诗探索》及8月号《大家》。王家新与孙文波合编的《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也收了此文。《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是另一部引发争议的选集，我们将在本节最后几段中加以讨论。《从一种蒙蒙细雨开始》是这部选集的引言，但早在选集正式出版前，此文已独立刊发在1999年12月号《诗探索》上，另外也见于1999年的《诗参考》。“献给无限的少数人”是从翟永明的作品中摘录的短语，王家新援引翟永明的文字似乎是在暗示当代中国最有名的女诗人站在“知识分子”那边。翟永明本人并没有流露出任何“选边站”的迹象。“从一种蒙蒙细雨开始”出自西川早期的诗歌，王家新援引此句来支持“知识分子”当然并没有引发“选边站”问题。这两篇文章都文采斐然，强而有力，且与论争现场保持着批判性距离，若干段落中肯而雄辩。考虑到王家新自1998年来所承受的攻击，这些文章已算不小的功绩。
 

《知识分子写作，或曰“献给无限的少数人”》是对“民间”阵营之指控的抗辩，主要回应了于坚和谢有顺。王家新令人信服地争辩道，于坚的创作，尤其是《0档案》，与“民间”论争话语列出的好诗标准相去甚远。此外，他还质疑上面引文中于坚对“汉语诗人”的描绘。他指出，于坚和其他人一样犯有与西方“接轨”的“罪行”：
 

中国诗人们不用汉语难道是用英语来写作？这还用得着标榜吗？中国诗人们的作品被译成外文难道不是中国诗歌的光荣而成了诗人们的罪过？于坚本人不也曾向人们暗示或炫耀自己的作品被洋人订了货，怎么现在又做出一副“拒绝接轨”状呢？说穿了，这无非是一种策略。无非是为了利用一个民族主义高涨的时代……无非是为了向人们显示：别人都在与西方接轨，唯独自己在恢复汉语的尊严。恢复汉语的尊严当然是中国诗人终生的使命，但怎样去恢复？靠那种假大空的宣言？靠贬斥其他民族的语言？
 

王家新质疑构成“民间写作”话语基础的非此即彼立场，特别是从这种立场而来的“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的基本对立。他的建议是以警句格式表达的：“知识分子当然并不等于诗人，但诗人从来就是知识分子。”根据王家新所言，卷入论争当中的那些人全都是知识分子，而在中国，这类人大半个20世纪都在遭受苦难。王家新悲叹道，他们如今却变成内部的仇敌，而不是共同面对官方文化政策、泛滥肆虐的商业化潮流的盟友。他也拒绝承认北方与南方、外国与中国是两组平行对立的概念，而是关注文学影响、互文性及跨文化关系等更复杂、更多元的现象。

如前所述，王家新的《从一种蒙蒙细雨开始》刊发在《诗参考》与《诗探索》上一个多月后，又作为王家新与孙文波合编的《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一书的导言，于2000年1月出版。在文中，王家新并没有假装公正，因此我们将在下文考察一下编者的“偏心眼”给整部选集所造成的后果。他承认，在80年代初期和中期，中国诗人有时会不假思索地吸收和模仿西方的文学、理论与批评，这或许是为了弥补“文革”时期所经受的精神饥荒。但他也准确地观察到，80年代末以降，中国诗歌与西方的互动关系已受到批判性重估，这在多位“知识分子”诗人的诗作中明显可见。讨论这些发展时，王家新的心胸很是开阔。但在重提程光炜使用本来应该是时间性的而非判断性的“九十年代诗歌”概念，来表示众多文学流派中的一支时，他又很僵化死板。另一个弱点是，他习惯性地说诗歌似乎永远无法摆脱苦苦挣扎的状态，但自相矛盾的是，文章又透露出一种历史终结的满足感。王家新的后见之明是，先前的趋势已经使得下面的结局难以避免：“独立的、知识分子的、个人的写作。”也就是说，之前的趋势将引生“最后的诗歌”，即王家新所拥护的诗歌类型。但相信自己喜爱的诗歌是唯一正确的诗歌，甚至是当代中国诗歌的必然道路，并非只有王家新一人。来自“民间”阵营的多位作者都有相同的看法，于坚尤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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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分子”的其他反驳：西渡和程光炜
 

西渡是“知识分子”阵营中另一位热情多产的捍卫者。他的《对几个问题的思考》一文最先发表在1999年7月号《诗探索》上，该文的节选《诗歌是常识吗？》被收入《文学理论》特别专栏，同时以更为贴切的标题——“对于坚几个诗学命题的质疑”刊发于7月号《山花》。西渡几乎是忘我地大声疾呼支持“知识分子写作”，但也有力地指出了于坚言论中的缺陷。他提出，诗歌与时代思潮相联结决不是“民间写作”独有的特权。就外国与中国语言资源及其他方面的对立而论，他指出“民间”有仇外心理，认为这体现了他们内心缺乏安全感。西渡拒绝接受于坚对“民间”一词的用法，频频参照邵建的《你到底要求诗干什么？》一文。此文是杨克第一本《年鉴》的约稿，结果却满篇都是对“民间”的尖锐批评。西渡写到，“民间”作者们如今自认出于唐诗宋词一脉，但在不久前的80年代还声称要全盘否弃中国文化传统。

1999年夏天那场激烈的论争之后，程光炜在1999年10月号《大家》上对批评他的人做出了回应。他的《新诗在历史脉络之中：对一场论争的回答》一文不偏不倚、冷静适度。这篇文章的发表并没有减弱程光炜以前的文章在许多人眼中的偏见特征，但确实把“民间写作”话语放置到一个有益的历史视野当中。程光炜说，论争的几个重要部分都可归于中国新诗历史上反复出现过的问题之下。他将眼下“民间”派的激进主义与20世纪20—70年代的“左派”狂热相联系，一言蔽之：

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但一直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在90年代的适当场合被重新提炼出来：（“民间”阵营）将诗人与人民分离，推导成所谓“民间立场”与“知识分子写作”的对立，把本来在中国新诗史上属于常识问题的新诗发展与外来诗歌影响的命题，说成是向“西方文化资源”靠拢，企图将诗学问题政治化、民族主义化。实际上，这是一个文化原教旨主义和将批评私斗化和扩大的陷阱。

程光炜还详述了文学影响的复杂性、20世纪诗歌史上现代性与种族性的交互作用，以及针对某些特定诗歌种类的所谓“难度”或“晦涩难懂”的长期争论等事宜。他将“民间”话语视为文化激进主义的一个实例，指出这在现代中国各个时期、各个地域都曾显露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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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东的激情：“放弃权力的竞技场”

无论作为诗人、小说家、批评家、学者、记者还是政客，中国作家的产量之高都令人惊叹，其出书的速度既振奋人心又叫人担忧。中国人的书写癖，可以何小竹的《1999中国诗年选》为证。该诗选的编委会于1999年6月开工，10月前后肯定已经完工，因为书在12月份问世，在所选诗歌的年代还没结束之前。话说回来，它以“诗选”命名，这样就没有义务去保证所选对象范围的完整性和代表性；编者在后记中也强调了这一点，但他讨论的是编辑的己见而非作为日期范围的年代。何小竹坦承自己全然未顾几位诗人的劝告，不保证选作的客观公正，他也公然表达自己对“民间”的偏爱。选集所收录诗人的编排顺序以抽签的方式决定，小安和盛兴是例外，这两人的排位出于编者对其作品质量的推崇。

在讨论这些元文本中间，且让我们换换口味，来读一首诗歌。此诗是张曙光《岁月的遗照》一诗的对手之作，后者在本节开始时已有提及。如我们已经见到的，特殊的文学喜好成就了一部诗选集，《岁月的遗照》是其开篇之作，那么小安的诗则是另一种文学喜好成就的另一部诗选集的开篇之作：

精神病者

你要怎样才能走出去呀

把你的头

再偏向右边一点

使双手放在最正确的位子上

一个混乱的人

在玻璃上水汪汪的样子

我们没有办法理清你的大脑

把你洗得更干净些

也许你是最好看的那一个

又是最完整的那一个

在任何地方

你都如此颠三倒四

不管你是叫小莉还是平儿

我们都只好叫你小莉和平儿

你回到家里

走在大街上

身上有一种标志

与生俱来呵

你如此喜欢香蕉

而厌恶苹果
 

我们无需对《岁月的遗照》或《精神病者》进行详细分析，就可感受到“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这两个扛鼎之作的巨大差异，不论是题材、语调、形式还是整体经验。但还是让我们回到元文本这个正题上，再最后审视一下论争中很重要的一个贡献。
 

韩东经常把“民间”用作名词，他的《论民间》一文是何小竹《1999中国诗年选》的导言。《论民间》的语调让人想起韩东前一年夏天发表在《北京文学》上的专题文章《附庸风雅的时代》，不那么尖酸，但一样沉重，一样倾向于道德说教和抽象分析，如本书第十章所述。韩东在《附庸风雅的时代》中指责了“知识分子写作”，但《论民间》更有建设性。此文按小标题分为14部分，其中一些是反问句，否定的答案是意料之中的：“民间是否是虚构？”“民间是否已经完成使命？”“民间是否取消个人？”韩东讲述了“民间”诗歌的简史。这里，“民间”一词不可能不被解读成一个体制性的概念，指不受国家监管而发表的作品。像于坚一样，韩东通过一系列非正式出版物来追溯“民间”的诗歌谱系，直至《今天》。体制意义上的非官方身份是“民间”极其重要的标准，这一点，从节选自“九十年代的民间”的这段文字中清晰可见：
 

部分出身于80年代民间的诗人跻身于主流诗坛，正式出版诗集，得到公开评论，频繁出现于各类媒体，热衷于参加国际汉学会议，他们自觉地脱离民间的方式并不意味着民间的消失或“已经完成使命”。
 

从正式出版、公众评论、媒体关注和出国参会记录来看，人们立马会想到杰出的“民间”诗人及理论家于坚，但韩东却一次也没有提到他。我们是否以此作为于坚被“民间”派扫地出门的证据呢？或至少按照韩东的标准是遭到了驱逐？另外，如果假设韩东自视为“民间”诗人是言之成理的，那么我们也别忘了，他早在1992年就正式出版了第一本诗集，论争后不久韩东又有一本重要的诗集正式出版；还有韩东主编的“年代诗丛”前十卷，收入了民刊《他们》及《非非》麾下作者们的作品，作者中也有几位之前从未出现在正式出版物中。这是否意味着韩东及“年代诗丛”中的作者们也已跻身主流诗坛？若如此，韩东对“民间”的看法还站得住脚吗？
 

韩东尤其不赞成诗人因为错误的原因进入主流话语，虽然在他举的两个例子中，过错都不在诗人本人。他不无道理地认为，海子和顾城之所以成为广大公众眼中的诗歌烈士或英雄，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自杀，而不是他们作品的价值。但是，他下面援引的三位“民间”代表人物胡宽、王小波和食指，却是在颠覆自己的论点，因为前两位也是英年早逝，而且后一位的神圣地位却和他的精神病况大有关系。这恰恰反映着大大推进了海子的“死亡传记”现象的那种诗人形象，即“民间”、去神秘化、广义上“世俗”派的作者们在理论上不应苟同的诗人形象。

第十章已提及，据韩东所言，“民间”生来就抵抗着体制、市场与西方这三个“庞然大物”的影响（“庞然大物”指的是一种原创的、真实的但不断扩张和腐败的事物）。在韩东看来，“民间”本身本质上不可能成为一头庞然大物，因为“民间”立场的特征是“独立精神和自由创造”。
 

下面这一段完全算得上是“民间”的使命宣言，它的使命似乎远远超出一种简单的文学趣味喜好：
 

民间的使命即是保存文学，使其在日趋物质化和力量对比为唯一标志的时代里获得生存和发展的可能性，维护艺术的自由精神和创造能力。
 

整体而言，此文的激情感人至深。对于韩东来说，“民间”似乎更像是一种生活方式、世界观甚至宗教，最起码是他在明确诗观中始终保留的诗歌形象的一部分，而韩东心中的诗歌是一种神圣的事业。文章最后转向“民间”的未来，与韩东所说的“伪民间”相对立，他总结道:
 

伪民间即是：一，将民间作为一种权力手段的运用。二，将民间作为不得志者苦大仇深的慰藉。三，将民间作为自我感动者纯洁高尚的姿态。以上三种理解，既是来自民间内部的也是来自其外部的对民间的歪曲、误解和避重就轻，以致最终取消了它不可或缺的重大意义。与其对照，真正的民间即是：一，放弃权力的场所，未明与喑哑之地。二，独立精神的子宫和自由创造的漩涡，崇尚的是天才、坚定的人格和敏感的心灵。三，为维护文学和艺术的生存，为其表达和写作的权利（非权力）所做的必要的不屈的斗争。

《论民间》冠冕堂皇、道德说教的口吻与韩东著名的“口语诗”形成鲜明对比，但与程光炜、于坚、王家新等论争主力所创建的语域却恰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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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终人散之感：论争的结束

2000年上半年，还有许多文章仍在关注“民间”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对抗；与此前相同，大部分以“民间”立场说话。例如，3月，《社科新书目》再度一整版刊登公然偏袒“民间”立场的新闻报道，名为《诗坛再次爆发战争》；5月，该报发出题为《盘峰论争：周年反思专版》的特稿，两大阵营平分版面。然而，总体来看，这些文字不过是在炒冷饭。有的作者开始采取回顾姿态，如沈奇和徐江甚至暗示双方握手言和的可能，声称这符合中国诗歌的整体利益，祈求新世纪的到来会成为一个新的开端和契机。

有鉴于此，何小竹的《1999中国诗年选》浑不吝地偏袒一方，就已流露一种曲终人将散之感，反映出两大阵营都发现自己陷入了僵局。上文所说的王家新和孙文波合编的文集《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也是如此，编者不屑于超越自己的文学追求，固执地重蹈覆辙，像程光炜那样把年代名称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学派系。继《从一种蒙蒙细雨开始》——王家新的引言——之后，该文集还收入了90年代以来大约40篇批评文章，在文章选择上严格把关，一边倒地偏向“知识分子写作”，另外虽然也收入了若干局外人的文章，但只是走个形式而已：后者多数是对“民间”话语持中立立场的评论者，如周瓒、杨晓斌、耿占春和江涛。《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的编撰指导思想是，“民间”话语不过是一时之风。这个腔调尤其体现在文集附录部分。首个例子是子安的《90年代诗歌纪事》，此文先前以“王家新”实名发表在《山花》上。伊沙随即在2000年1月《文友》上发表《王家新伪史记》，徐江在2000年《诗参考》上发表《眼睛绿了》，先后抨击王家新文章中的偏见。《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附录二、三是陈均关于90年代诗歌术语的讨论，以及刘福春、子安／王家新在90年代以来所写的理论批评及文集索引。这样一来，“民间”声音在文集中基本上完全缺席。同时，有若干撰稿者不留情面地责难于坚、伊沙、谢有顺等人，表明缺席的其实都是论争劲敌。这一切都显得很荒诞。对于“民间”诗歌及其直系先辈来说，这不是一份“备忘录”，而是一份“被忘录”。当我问及“民间”作者的缺席问题时，王家新首先说是那些作者不合作，随后又补充道，他没有跟他们联络。

2000年6月，杨克出版《1999中国新诗年鉴》，遵守自己每年出版一本《年鉴》的承诺。虽然《社科新书目》《诗探索》《诗参考》等期刊持续刊登“民间”和“知识分子”作者们相互挑衅的文章，但杨克第二本《年鉴》的出现可以被视为论争的一个公开结论。这本《年鉴》与杨克一贯的公关风格一脉相承，在不偏不倚地选择诗歌与批评的问题上做出一些仅仅流于表面的妥协。这里，引用一下谢有顺为该书写的气势显明的导言，此文也曾以《诗歌在进步》为题刊发于《山花》：

让诗与非诗分开，让真实和谎言分开，让创造与模仿分开，让借鉴西方与唯西方大师是从分开，让有尊严的写作与知识崇拜分开，让有活力的言说与对存在的缄默分开，让朴素的词语与不知所云分开，让心灵的在场与故作高深的“复杂诗艺”分开，让敏感的人与僵化的知识分子分开。

作为本节提供的批评文献清单的最后的引文，谢有顺的话派上了用场，又一次体现了论争的严肃性以及正统文学话语惊人的回响。

第十一章   为何这般折腾？

——“民间”与“知识分子”的论争

（三）

文 | 柯雷

译 | 张晓红

第二节   大家为什么论争？

程光炜以“九十年代”来指称若干重要诗潮中的一支，由此点燃了论争的烽火。根据团结在“民间”旗帜下的作者们的感受，这是他们的诗歌艺术被遮蔽的一个可耻事例。我们无法核查有“知识分子”倾向的诗人与批评家是否真的曾有意无意、积年累月地阻拦着非同类诗歌的去路。从于坚或伊沙的出版物能看到，两个人都好像没有被遮蔽。话又说回来，王家新与孙文波合编的《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是一份“知识分子”无视“民间”作者的重要出版物，虽然我们考虑到此书出版之际，论争已经如火如荼，但此书使“民间”阵营对“知识分子”曾“遮蔽”“民间”的指控，有了一定的可信性。无论如何，从“民间”立场来看，一类诗歌被遮蔽和另一类诗歌占据诗坛这样的场景，不仅仅是论争的引爆器或催化剂，也是冲突的根源所在。

论争期间，作者与文本之间的界限始终模糊难辨。因此，程光炜在《岁月的遗照》中选择作者问题上所受到的指控，几乎是水到渠成地导致了有倾向性的二元对立，制造了“知识分子”与“民间”之间整体上的对立。“民间”与“知识分子”名义上指的是两种诗歌形态的对立。我在本书中始终主张，先锋诗歌完全可以被视为两种不同美学类型之间的一个广泛而多样的存在，在这样一个框架内进行文本分析与阐释，聚焦于典型的“民间”或“知识分子”美学，也会导致差异极大的诗学观念。但如上所见，除了含混的、缺少事实依据的相互指控外，论争几乎无暇顾及诗歌本身。

论争作为一种文学存在样态，固然可以不讲理据，但是，几乎完全无视论争的中心内容——诗歌文本——依然令人讶异，尤其是因为两种诗歌类型之间的对立，并不是基于论争双方的文章中所表达的明确诗观。与此相反，双方的明确诗观却有一些显著的相似之处。以“知识分子”唐晓渡为例，他在《现代汉诗年鉴》的前言和后记里均声称自己是站在“民间立场”。于坚在杨克的第一本《年鉴》的导言里的说法如出一辙。这些短语作为“民间”最简短、最出名的诗学纲要，被当作信条印在《中国新诗年鉴》的封面内页上，从那以后它们就成为反“知识分子”的标语。另一例子是程光炜引自他最喜爱的诗人之一肖开愚：

写作不仅要有赖抱负，同样更要有赖政治、经济、爱情乃至时事和日常生活的“资料”，它要把自己置入广阔的文化语境当中。

不知情的人很可能会以为这是于坚或谢有顺说的话。又比如，“知识分子”和“民间”的作者都会时常对政治意识形态、商业化给诗歌造成的伤害表示不满，在这方面，双方有着共同的道德说教偏好。而且，说这些话的，也不是一些“跑龙套”的，而是王家新、韩东等主角们。双方在明确诗观上的一致性的最后一例，是程光炜把“知识分子”描绘成具有独立观点与立场的创作者，而韩东也认为“民间写作”是独立精神与自由艺术创作的体现。

在此，我们不妨想想，作者的个体背景这个话题是否有助于解释论争究竟是怎么回事，就像李欧梵给20世纪20年代现代中国文学论战作出的解释一样。“民间”阵营提出了作者之间的地理和文化界线，如下：一、“知识分子”身处的首都对阵“民间”身处的外省；二、“知识分子”的北方对阵“民间”的南方；三、“知识分子”的西化对阵“民间”的“中国性”。所有这三点在修辞上都合情合理，但其实个中问题重重，比如，一、以张曙光为例，他被认为是“知识分子”阵营的杰出代表，但一辈子住在哈尔滨而不是北京；“民间”的煽风点火者沈浩波是到北京上大学后（从此定居京城）才开始写作。二、如果除了诗人和批评家当下的行踪之外，再考察他们的出生地及成长经历，那么，彼此交错的名单就变得更长了：“知识分子”程光炜、王家新、唐晓渡、孙文波、欧阳江河全都是后来才移居北京的南方人，陈东东至今仍是上海居民。三、虽然文学影响和互文性之类的概念有其复杂性，但说“民间”诗人拒绝或不相信西方则明显失实，这一点，多数论争者不肯屈尊讨论的诗歌文本即可为证。无论怎样，他们有什么拒绝西方的必要呢？同理，如果说“知识分子”是在盲目全盘地接受西方，也同样失实。

顺便要说的是，即使中国诗人要了解本土文化参照之外的西方或其他地域，只要他们是用中文写作，就已保证了相当程度的“中国性”。语言，无论是作为抽象概念还是作为全世界各种语言的具体表现形式，都远不仅是装扮某种独立不变的内容的简单工具，而诗歌，是语言的艺术。在此无需深究，只提醒读者回顾一下第一章关于所谓“中国性”的讨论，不妨提个很老但很关联的问题：中国人用中文写成的诗歌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具有“中国性”呢？

反过来讲，虽然地理和文化的分界线不能说明问题，但它也不仅仅是好战者的想象或臆造，尤其是首都和外省之间的分野，尽管这种划界现象和首都的傲慢显然不是中国所独有。当我问及“被遮蔽”到底意味着什么时，“民间”诗人的回答各不相同。以伊沙为例，他根本不觉得自己是“被遮蔽”的牺牲品。同时，“民间”诗人也一致认为，北京比其他地方“机会”更多，包括会议、外国媒体、学者兼译者，以及文化中心的整体氛围。这样的地位无疑属于北京，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前往首都的火车和飞机上的自动广播中，而且也是愤怒的“民间”诗人亲眼所见——虽然他们对此颇是嘲弄，如于坚所为。关于论争中地理和文化分界线的最后一点是，这个现象当然可以被当作中国文学史上过去的某个时刻的延续。其中的一例，是不久前的70年代后期，以贵州诗人黄翔的刊物《启蒙》为中心形成的群体，与围绕在北京刊物《今天》周围的群体之间的竞争。另一例是，1982年，成都诗人钟鸣在非正式出版的诗选《次生林》上发表了关于南方诗歌力量克服北方首都霸权的断言，随后《象罔》等其他民间刊物上也有类似提法。第三个例子是，80年代中期以降，“第三代”诗歌普遍有“南方”意识，首次在先锋诗歌内部向《今天》的至尊地位发起了挑战。

诗人个体背景的差异，也可追溯至80年代根据体制内外而作出的划分。这样的界线也存在于“同仁刊物”或“同人刊物”等刊物之间，界线的形成受制于文学关系纽带（意为一种广泛共享的诗学），或地域身份。如上所述，《倾向》（1988—1991）的创刊志向是体现褒义而非贬义上的“知识分子写作”，创刊编辑及相关人员有陈东东、西川、欧阳江河、老木、王家新等。90年代初期，“知识分子写作”与其他数家民刊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南方诗志》（1992—1993），供稿者有陈东东、王家新、西川，还有在论争中被视为“知识分子”的其他作者。程光炜在其引起争议的诗选中，将《倾向》和《南方诗志》放在首要位置上，“民间”作者们为此恼羞成怒。“民间写作”与“口语诗”的里程碑刊物有《他们》、不遵体统的《莽汉》和所谓反文化或前文化的《非非》。一旦我们认识到，《倾向》创刊者积极致力于抗衡口语化、粗俗化潮流，也有意识地努力让读者承认，《倾向》的诗学观念是诗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一个整体景观就完整了。

随着各持不同的诗学观念的刊物的涌现，我们没有理由去怀疑文本性因素——对这种或那种诗学风格的“美学的”而非“策略性的”偏好——的重要性。只是，诗人个体写作会有发展，会与他人的写作发生分离或交集，但在其他相关作者或读者看来，这个个体与敌与友的关系却依然在持续，在这种情形下，作者个体背景确实会发生影响。从这一点看，除了上文所举与论争直接相关的事例以外，考察一下从70年代末至今对于中国当代诗歌面貌的形成有巨大贡献的其他民刊，便会发现，一些民刊常常隶属于“世俗”或“崇高”诗学体系，同时，它们也从属着“北方”或“南方”身份。

地理文化分界线和体制分界线常常有交叉重叠。与地理文化分界线、体制分界线皆有交织，在论争中清晰可见的另一种关系，是个人交往和盟友关系（友谊之类）；有时会与文学亲缘关系相交叠，但也未必一定如此。让我们来探讨一个事例，看看这些不同的过滤因素对文学批评的洞察力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在成为“民间”阵营的中心人物很久之前，人们就常常把于坚和伊沙联系到一起。同样，直至今天，诗人、批评家、学者和一些读者，也都会把西川和海子同时挂在嘴上。没错，于坚和伊沙都是“口语”诗人，和“去神秘化”者，而西川、海子在早期诗歌中，都曾表达过对这种趋势的反感，并且两人的诗歌都被贴上了“宗教色彩”标签。在诗歌文本里，于坚和伊沙却差别很大，成熟的西川和海子同样也大相径庭；当然，对海子未来诗歌发展的任何猜测都只能是主观臆想了。其实，也可以说，伊沙的诗与海子的诗相似，于坚的诗与西川的诗相似，如下文将要分析的那样。从本质上看，伊沙和海子诗作中的诗歌声音说出了他们“是谁”（who they are），而于坚和西川的作品则显示了他们“看到了什么”（who they see），这两者的区别为文学分析及阐释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效的出发点。但是于坚和伊沙都是所谓外省的人（从昆明到西安的距离这里且撇开不谈），还有，两人都喜欢言行不逊，甚至“不写实”地逗弄是非，其元文本写作尤其如此；因此，他们就被归为一类。同样的事也发生在西川和海子身上，因为他们上的是同一所大学，也是好友，海子自杀后，西川曾写两篇怀念文章记述他们的友情。中国有句格言“文如其人”，这句话本身很合情理，但作为一个命题，最好要提供经验上的文本作为证据，才能用在某个具体的作者身上，或用以证明作者间的文学亲缘关系。在只对文本本身有兴趣的情况下，我禁不住想要反驳，是不是我们也能说“人不如其文”呢？

从地理文化、体制、个人经历等角度，有助于揭示论争在波起云涌的动态变化中的发展轮廓，但只有重新反思中国诗人形象社会学，才能比较完整地回答本章开头所提的问题，即人家为何谈论所谈论的话题。本书开篇处提到，汉乐逸和奚密等学者曾指出，早期中国现代诗人如何苦苦追索先人们数个世纪以来都享有的、高高在上、极其显要但现在已经失落了的社会身份。虽说现代诗人们为改变中国诗歌的面貌而做出的自发行为，加剧了诗人社会身份之沦落，但此前他们的地位也已经遭受到强于文学的社会和政治力量的抑制。如此说来，回归老路，并不能改善诗人的身份危机。与此同时，从清末到1978年改革开放，诗人一路坎坷，把自己变成一个新的20世纪物种绝非易事。这80年目睹了社会动乱、战争等诸多坎坷，广义来看，是诗歌很难独善其身的一个社会。在这方面，1978年《今天》的问世，打开了一个崭新的空间，超出了官方文学体制的范围。

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中国文学气候、文学机制风云变幻的形势下，政府完全可能会抑制这次诗歌实验。但1983—1984年“清除精神污染”之后，随着中国的社会文化变革日益快速而深入，先锋艺术开始茁壮生长，枝繁叶茂，让阻碍性力量黯然失色，各种新诗潮过去的共同的阻碍变得无关紧要了。这一时期，也见证了我所说的当代诗人身份的多次重新塑造，先锋诗歌内部的矛盾冲突及重新定位初现端倪，四处横流的社会商业化，即许多人眼中的新的共同阻力，也未能让诗人们做到同舟共济。后来，大致说来，“崇高”与“世俗”之间的分歧、竞争在1998—2000年间的论争中达到了顶点。因此，这场论争，也是在《今天》所开辟的空间里进行的一场关于谁有居留权的胜负对决。老一辈诗人和批评家担心论争会不意间危及先锋诗歌辛苦打拼来的领土，至于其他旁观者，他们可能觉得诗人们行为古怪，态度纷呈，开心的、愤怒的，应有尽有。此时说先锋诗歌已超出了主流文学体制的范围，已不再适合它在90年代所获得的“中心位置”。当然，这是社会“边缘”内的中央，即先锋诗歌自70年代末、80年代独领一番风骚之后的存身之处。

如此而来，“民间”与“知识分子”论争的中心其实是诗人身份的继承权问题，也就是，只有我方和战友，才有权利担当承续悠久传统的火炬手，并获取中国诗歌重获艺术独立这一事实所带来的象征资本。对于坚、王家新等热情投入的论争者来说，要当火炬手就要排除异己，不论其手段是高谈阔论，还是闷声不语。另外，对有关各方来说，诗人身份好像不仅是个文学问题，也是个社会问题，许多诗人批评家都渴望靠近社会的中央舞台。这个现象又一次表明，虽然许多先锋诗人宣称诗歌应独立于主流社会，但其实内心并不真的这样想。虽说从宽泛而抽象的意义上讲，无论是以传统还是以现代为参照，他们都仍然认同历史悠久的“文以载道”。这个结论既适用于文本也适用于作者。确实，“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话语中之所以存在若干相似之处，就在于双方这共有的“诗人观”（poetal views），尤其是双方都认为诗人身份无比重要。

当然，“民间”与“知识分子”的论争，和中国现代诗歌及文化领域的其他论争之间，有着一定的连续性，与贺麦晓所分析的民国时期的“骂人”式批评现象也遥相关联；在现代之前，“骂人史”还可追溯到公元3世纪时诗人、理论家、政治家曹丕的那句名言：“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本章表明，这次论争是布迪厄称之为文学场域里的“占位”现象的一次冷酷的狂欢。这种“占位”背后有着切实的动机。奚密注意到，整个现代时期都一直有周期性的论争，涉及的问题与文化身份有关，多体现为中国与外国、本土与西化、本土主义与世界主义等之间的二元对立。另一个持久不息的问题是诗歌和诗人社会地位之争，也就是争夺关注度、在社会政治发展中的参与度和影响力；但很难说的是，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关于朦胧诗的讨论及“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以来，这种论争在多大程度上超出了诗坛本身，蔓延到社会上。我们不要忘了，诗歌与国粹的传统联系已经减弱，并在先锋诗歌随后的发展中彻底断裂。总体而言，中国社会变革如此快速而深入，以至于难以想象，这一次论争只不过是数年前类似事件的翻版而已；而且，这可以通过论争中肆无忌惮的修辞行为得到印证；关键的一点是：论争话语中常常流露出明确无误的讽刺。如本书多处提及，与不久前的过去相比，这可以说是中国当代诗坛的显著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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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尘埃落定，事情是否就会与过去不同？有一些“民间”声音仍然断言，尘埃至今尚未落定，好像是下定决心要“继续斗争”。但是，严格意义上的论争在2000年初就失去了势头。未来依然会有许多未决的争端再点烽火，但能给问题或局面带来实质性变化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同时，论争本身也已成为了学术研究的对象。

无论从道德角度还是实际角度看，论争都确实改变了诗坛的氛围。虽然，论争之前的日子并不是大家聚在一起，一团和气，但论争之后，先锋诗坛起初还有的团结互敬局面，已严重受损。据“民间”的说法，更明显且重要的是声誉和等级的剧变，鼓舞了之前在诗坛受阻的诗人们，给了他们实在具体的发表/出版机会。丛书“年代诗丛”即为一例，另一个例子是近年来民间诗刊的大量涌现，如《诗文本》《诗歌与人》《下半身》，特别是网络诗歌的出现。虽然即使没有论争，这些事情也仍可能发生，一如暂时停息的冲突也仍可能爆发，也一如没有程光炜的诗选，“知识分子”的策略雄心也依然会显露。这里抛开假设，依然可以说，论争促进了“文革”以来诗歌对先锋生活和时代的反思，也强化了往往出现在“十年”或“百年”之际的回顾性反思，尽管时间本身其实并没有十进制。

在现代中国，比在其他地方尤甚的是，文学回顾的结果倾向于让我们的目光从过去转向未来。这表明，文学被看成是一种意义不言自明的连贯体，带着一种方向感穿行于时间之中，而不是一种由通用语言媒介汇成的艺术冲动的不可预料的累积，虽然这种冲动从未与社会发展相脱离。这个观念，或许有助于理解近年来诗人和评论家在正式和非正式场合经常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这场“民间”与“知识分子”的论争有意义吗？

国内的批评界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从绝对的肯定，到绝对的否定，各种各样都有，如果考虑到论争中的观点分歧有多么彻底，那么这样的结果就是预料之中的事。或许受益于时间上的距离，最近出现了对文学史做出细致入微的评价和批评的研究性著作，如罗振亚的著作与魏天无的著作，前者态度中立，后者则由于“民间”在论辩中的缺陷，而小心谨慎地站在“知识分子”一边。撇开这两个著作的不同点不谈，两位作者都谴责了“民间”对诸如“知识分子”等关键概念的歪曲，但也观察到，这场论争，使得我们更紧迫、更深入地思考了当前的诗歌发展状况。在英语学术圈内，奚密认为，论争使整个诗坛蒙羞，弊多而利少。根据李典的说法，论争则是中国诗人和批评家在商业化、全球化时代重建诗歌意义的一种顽强的集体努力。

至于论争有无意义，也许换一种说法就是，把它看作一种自然现象，比如一股浪潮，或一场暴风雨。这类现象的影响很值得深思，其动机也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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