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语诗论争中的伊沙：口语诗人是日常的革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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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语诗论争中的伊沙：口语诗人是日常的革新者

诗人伊沙仿佛是一个多重性格组合的复杂个体：既有菩萨低眉的柔情，又时常显现出金刚怒目的剽悍。他可以悲悯地关注医院角落里睡在地板上的“人民”，也可以在一次论争中快意恩仇地将对手骂得体无完肤。

他是作家莫言口中“徘徊在食堂和厕所之间的一位诗人，堪称地狱诗人”，也是批评家吴思敬眼中“披上了嬉皮士的外衣的战士”，在更多想入选口语诗而未能如愿者们的笔下，随着伊沙与新诗典群体的日益庞大，他被冠以一个更加惊悚的称号——“诗霸”。

9月份，诗人曹谁一张咄咄逼人的诗界檄文——《中国新诗99%是垃圾，伊沙是垃圾中的垃圾》将口语诗以及伊沙推向风口浪尖。不久，“从孩提时代就是打架好手”的伊沙随即予以反击，回应一篇《口语诗是世界潮流，他这种土鳖和混子，根本不该入诗歌这一行》。至此，双方让双方剑拔弩张，口语诗人与反口语诗人展开了持续月余的激烈论争，随后涌入这场论战的诗人持续加入，使这场诗界的论争持续发酵。

“你跟我叫板，我就跟你斗到底。”伊沙的强硬回应除过论争本身，他更关注的是当代诗歌的命运。“口语诗是中国诗歌的未来，一定会把中国诗歌带向精彩的未来。”自带解构基因的口语诗是信仰，但并不是信条。他在《中国口语诗选》中这样写道：读完本篇扔掉它，不要把它当做信条，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可以指导写作，中文口语诗更是如此。

“诗歌界需要一场战争，史诗般的战争最好。”有人如此评价这场论争。而对于伊沙而言，在言语的嬉戏中，扒开一条自由的缝隙，让当代诗歌不再“端着”，是他更乐于看到的情境。

“只一泡尿功夫，黄河已经流远。”1988年，伊沙在《车过黄河》这首诗中为当代诗歌注入进了新鲜血液。这一次论争之后，或者说这一场战役之后，诗人伊沙和他的口语诗又将为当代诗歌带来什么？

文化艺术报：曹谁承认你的《车过黄河》算是有后现代诗的开创意义，只是后来的诗沦为口水诗、打油诗，整体关注屎屁尿的事儿，这样的批评是否客观？

伊沙：本来后现代的口语诗，在正常的古诗里是没有那种轻松愉快的讽刺和调侃。如果说打油诗带来了什么，打油诗带来的正是这个。另外，“口水诗”这个概念，我觉得是对口语诗的蔑称。“口水诗”的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口水诗是在口水歌这个概念之后出现的，拿口水歌在歌中的定义来讨论口语诗，是不严谨的。恰恰相反的是，口语诗在中国主流诗歌里是反常的，是别出心裁的。什么是“口水诗”？一般化的抒情诗才是口水诗。所以说，那些污蔑口语诗的人，他们自己首先不够严谨，没有认真地思考过这个问题。

1988年，我大四时候写的《车过黄河》，这是我后来道路相当坚定的一个主线，在《车过黄河》这个道路上，我不断地在跨越。而我所理解的美必须是和谐的，黄橙橙的尿液跟黄河和谐度比较大。道在哪里呢？我经常说，“道在屎溺”。大道就是在最平凡的事物中。诗人不是哲学家，也不是理论家，是以感觉见长的。所以，并不是说你写的屎尿屁你就堕落了，没有高级低级之分，也是我们生活中无法回避的事物。关键在于，你如何去写，如何去呈现它。当一些人，没有任何思想背景而去写这些屎尿屁的时候，就是为脏而脏，哗众取宠。

文化艺术报：您回应曹谁《口语诗是世界潮流，这种土鳖根本不该入诗歌这一行》指出，攻击口语诗的人都是为了蹭新诗百年话题的热度，为了争夺话语权。是不是因为就像您说的，口语诗的热潮很大程度与《新诗典》有关，很多底层诗人从中脱颖而出，而未能进入者心生愤懑？

伊沙：这也是我一直想回应的一个问题。诗坛的人都很敏感，一到新诗百年的时候，大家都急着回顾这一百年来的新诗，急着做“世纪总结”。第一个拿来开刀的就是口语诗，其实现在说什么话题，都没有口语诗这么有热点性、话题性。

《新诗典》我们已经做了七年半了，可以说，如果没有《新诗典》的这七年半，口语诗就没有今天这么强势。和此前我们这些口语诗人居于弱势地位被批不同，这次是口语诗第一次以如此强势的姿态去面对争论。因为，《新诗典》任何一个口语诗人的知名度都要高于曹谁，我们是以绝对的强势去打一场仗。这次如此声势浩大的声讨，在我看来，也是在表扬《新诗典》。是《新诗典》把一帮人做强了，而另一帮很生气。将我形容为掌握诗坛生杀大权的“诗霸”，全球中文诗歌第一平台，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

为了做好《新诗典》，我丢失了一些老朋友，也得罪了一些人，但是我已经公平到最大限度了。当然，肯定了一些人，也就有否定一些人的情况，这次在这场争论中曹谁一方的帮手里，有好几位都是给我投过稿的，或者投稿失败的。

文化艺术报：在曹谁批评您的网文下面，有读者留言：“我又想到口语诗：能不能再增加一点美感，哪怕只是一度，就会让99度的水沸腾。”还有，“口语诗能不能再温柔婉约一点，让人看起来不那么僵硬，我想可能是口语诗真正成熟并走向大众的一个标志。”这样的观点，你是否同意？

伊沙：这是对美的认识不一样。比如，我认为尿液和黄河的和谐就是一种美。在时代的变迁里，每个时代对于美的理解也不一样。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是一个美的多元时代。时代越保守越落后越封闭，美的标准越单调，只有在王国，才会人人都爱王子。如果美的标准没有差异化的话，就没有爱情；正是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差异，所以爱情才可歌可泣。我们口语诗人也在追求美，只不过我们不想像抒情诗那样陈旧的写法。有时候美就是要有震撼力，是不能勾兑的。

文化艺术报：有网友评价，您的诗作为诗歌来说就是失败的，只是抖机灵，耍小聪明的段子，有点玩世不恭。我又注意到，在真善美中，您似乎更注重“真”表达，您自己的诗学观点是怎样的？

伊沙：我们过去在说真善美的时候，真是善和美的基础，这是一种比较传统的思考问题的方式。而现代的一种理论是，我一首诗可以是求美的，另一首诗可以是求真的，所以说，在求真者言真，在求美者言美，在求善者言善。一首诗的容量是有限的，它的企图也不能太大。任何一首诗都要涵盖真善美，这其实是一种虚妄。包括对于善的表达，我们口语诗人在表达善的时候，不是抒情诗那种煽情式的，而是一种节制的、冷叙述的方式，不是一种口号式的善良的表演。

文化艺术报：您之前在文章里说过，最优秀的口语诗人，一定是骨子里的平民主义者，满脑子精英意识是玩不转口语诗的。没有平民主义，就没有口语诗。口语诗是否只能以底层叙述的方式疏离主流之外，才能显示其价值？

伊沙：平民主义在任何时代都是最有价值的东西。口语诗人为什么不怕别人说自己浅薄呢？为什么要用大家都能懂得语言说人话呢？口语诗人是“不端着”的，自己把姿态放下来。所以，有些人还再用书面语写一些别人看不懂的诗，可以想象，他相应的世界观里就不会有平民意识。

文化艺术报：有人将您此前的《车过黄河》，视为大陆后现代诗一个重要风向标，其中的句子，“只一泡尿功夫，黄河已经流远”在网络上已成为励志现代诗句个性签名，这是不是也意味着口语诗这样的后现代诗歌以去中心、平面化、反崇高、反优雅等解构方式进入公众视野，也只有保持这样的姿态才能坚守其特点，在当代诗歌中获取一席之地？

伊沙：当一个新的事物出现的时候，它的姿态性肯定是比较强的。你也可以理解为，“我在黄河上撒一泡尿”是一种姿态。但是，一旦路开启以后，我们就会更自然、更平常，并不需要每首诗都是一个姿态性的动作。当然，姿态性比较强的诗往往容易成为标志性的作品，《车过黄河》就是一个证明。我更多的写日常生活的非常平实的诗，它能够让人理解后现代的口语诗在日常中的状态。事实上，后现代诗写日常生活是它最大的特点，日常生活大部分是平淡的，而这些诗正能够表现出我们所理解的平淡中的美。我们自己其实也在消除自身的姿态化，很深邃的生活之美和诗意，这是我们的追求。

文化艺术报：您与曹谁的论战，有人称之为，揭开新一轮新诗未来发展走向大讨论的序幕，就算曹谁不站出来，别人也会站出来。中国新诗真的到了要讨论何去何从的地步了吗？有人说，中国诗坛应该革除口水诗的弊病，掀起诗学革新，是否有再次革新的必要？

伊沙：我大致回顾一下口语诗的历史，它应该分为前口语和后口语两个时期。像韩东，就是前口语诗的重要代表人物，他还不是最早的，王小龙是最早的。王小龙的诗最早标注的是1982，韩东和于坚是这一时期的重要诗人。到1984年，杨黎、李亚伟，这部分诗人出现了。前口语派的诗人，我从来是不予否认你的。我不是口语诗的开创者，只能算是中兴者。开始产生影响，是在1985年—1986年，86年的“两报大展”，不是以口语诗人的身份被大家认识，而是以第三代诗人的身份被认识的。1988年的时候，口语诗迎来了了第一次浪潮。1989年海子死后，海子之死让浪漫主义变成诗坛最大影响力团体，让前口语诗人们“靠边站”了。随后，后口语诗就是从我这里开始了。我从80年代末坚持走口语诗这条路，当然，我比他们要极端。反叛性的，颠覆性的，解构性的这些东西，他们没有我这么极端，我把这定义为后口语。从1988年到现在，我的作品的风格一直是非常稳定的。

从上个月曹谁第一次发抖音发起骂战算起，已经过去一月有余了。但是，论争的一方质量太低，这怎么持续下去呢？双方的学术水平差异太大。如果是论争，双方应该是有来有往，有所撞击的。但现实的情况是，双方谁都打不着谁：口语诗一方的理论积淀已经很深厚了，而另一方还是诗歌爱好者。我无法想象，这场大讨论的开始，双方是这样一种水平对比，竟然还掀起了全国的大讨论，还吸引了这么多人参与进来。我怀疑这次论争幕后是有策划人的，从诗学的角度来讲，这个人的水平肯定要比曹谁要高。当这个人现身时，双方才能真正把中国诗坛未来的走向好好讨论一番，这是我看到这次论争积极的一方面。另外，运动式的革新，我们已经不需要了。口语诗人就是日常的革新者，口语诗人天天都在做这件事。如果所有的东西都积压起来的话，那才需要运动式的革新。“润物细无声”式的革新激荡中，口语诗人一直在做。

文化艺术报：您在《中国当代诗歌走向》的一篇发言提纲里，您对从新中国建国之后到新世纪的诗歌史进行了梳理和回顾，那么，中国当代诗歌走向哪里？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伊沙：这个提纲是为中韩诗歌交流会做的发言。创作永远都不可都有一个死板的规划。创作只能说，我现在脚下站在什么地方，大致将走向哪？我只能说，我们现在立足的是“后现代之后”这样一个时空：一方面我们是要救活那些频临死亡的传统，另一方面是进行新的、更大的开拓。创作某种程度上也是需要探险精神，冒险精神。 文化艺术报记者 魏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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