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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有顺:“诗教”的当下意义题

侍仙金童1年前 (2023-10-18)大家论战137

谢有顺:“诗教”的当下意义题

最近参加“诗润南国·首届广东省小学生诗歌节”，接触了很多小学生诗人，看他们现场作诗、发言，都有良好的诗歌教养，令我十分惊奇。我后来才知道，仅仅是在广州，就有数百位研究“诗教”课堂创新教育的语文老师，在自己的学校悄然发起了一场“诗教实验”，提倡以美启真，以美储善，以诗育心，起到了明显的实效，也培养了一批小诗人。与此同时，我也不断地在媒体上读到关于诗人的丑闻或者轻言诗歌无用的论调。这些看起来矛盾的信息，却迫使我思考诗歌在当下的意义、“诗教”在当下的意义。

一

　
　　中国长期来强调以文立国，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偃武修文，四方来朝”，“有唐三百年，用文治天下”。要真正了解中国文化，认识中国人的人生，就得熟悉中国的文学。因为对文有这种异乎寻常的尊崇，日本人甚至给中国取过一个讥讽性的外号，就叫“文学国度”。确实，中国是一个对文有特殊癖好的民族，历史上也不乏一封信吓退敌国（李白）、一封信气死了人（诸葛亮）、一篇文章吓退鳄鱼（韩愈的《祭鳄鱼文》）的神奇传说。可见，文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已经近乎是一种宗教。
　　而文的核心，正是诗。所以，在古代，官员中有诗人，隐士中有诗人，皇帝、僧人、侠客中也不乏诗人。但哪个文人若是写小说或编戏曲，不仅不能登大雅之堂，甚至都不敢留下自己真实的姓名——所以四大名著的真实作者，至今争议不断。因此，现在风行的小说，在一百年前，还只是被贬为“小道”的文体，那时真正令文人骄傲的是诗。胡适当年发动白话文革命，阻力最大的也是诗，所以他说，如果把新诗的堡垒攻克下来，白话文学的革命就彻底胜利了。
　　诗在民众心目中的这种神圣地位，如林语堂所说，“中国诗在中国代替了宗教的任务。”中国一直来缺乏那种恒定的、终极意义上的宗教传统，许多人的心灵都处于无所信、也无从信的状态，即便有人说中国是偏重于信佛的国家，但在日常生活层面，佛教的影响其实也是很小的。这点，我们比较中西方的父母给孩子取名一事就可看出：在西方，笃信圣经的家庭，经常把孩子的名字取为摩西、约翰、彼得、以诺等，他们觉得自己的孩子和圣徒同名是好事，也希望孩子生来就是相信神的人；但在中国，即便是最虔诚的佛教家庭，我也没见过有哪个父母愿意用本尘、了因、空相之类的作为小孩的名字——他们不仅不这样取名，甚至还会觉得取这种名有一种不祥之兆；而像张恨水、谢冰心等人的名字，之所以被人喜欢，参考的标准正是诗歌，因为这些名字有诗意，有一种特殊的美——这说明，许多中国人并没有把他的宗教信仰带到日常生活中来，真正影响、塑造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主要还是诗歌的力量。
　　西方人常常把人生的终极看作是神圣的，超越的，救赎的，而中国人却常常把人生的最高境界看作是诗意的，审美的，艺术的，二者之间有根本的不同。诗意、审美、艺术的人生由什么来承载？诗。在中国人的人生构想中，诗意的人生是比庸俗的、充满功利色彩的人生，甚至比遁入空门的人生更高一个层次的——即便和尚，中国人也是尊崇那些会作诗的和尚。正如一些人退休之后，觉得吟诗、写字、作画、刻章、遛鸟、养花，要比在家数钱更富审美价值，隐居也比入世更具诗意。所以像金庸的小说，写的是典型的中国人生，他的主人公，大多数最后都归隐了：陈家洛归隐于回疆，袁承志归隐于一海岛，杨过归隐于古墓，郭襄归隐于娥眉，张无忌归隐于为赵敏画眉，令狐冲归隐于江湖的无名之地，连韦小宝这样的混世魔王，也归隐于扬州一带，甚至连萧峰这样的为国为民之大侠，也曾梦想和阿朱一起到雁门关外打猎放牧，度过余生……这样的人生如同艺术，有乌托邦色彩，令人向往；相反，多数读者不会羡慕金庸笔下的僧人生活，更不会羡慕萧远山、慕容博最终皈依于少林，原因就在于归隐的生活、田园的生活，是审美的，艺术的，比纯粹的宗教生活更富诗意——它背后的价值参照正是按照诗的精神来设计的。
　　诗在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它就是宗教，或者具有一种宗教般的力量。西方人习惯从小让孩子背诵圣经，中国人则常常让孩子背诵唐诗；美国人遇见“9·11”，首先想到的是去教堂，向神祷告，倾诉，而中国人遭遇汶川大地震，首先想到的是写诗，举行诗歌朗诵会。“5·12”以后，中国的诗歌有一次热潮，就因为那时的诗歌起到了抚慰人心、安妥灵魂的宗教性作用。
　　不能藐视诗歌的力量，它在关键时刻，可以唤醒一个人内心柔软的部分，甚至能让人热泪盈眶。诗歌的力量一旦深入人心，一种和诗有关的价值观，那种审美的、艺术的思想，就会影响一个人的人生设计，因此，提倡“诗教”，其实就是提倡一种美育。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就主张打通科学和人文的界限，主张美育和智育并重的，他说，“常常看见专治科学，不兼涉美术的人难免有萧瑟无聊的状态”，他所召唤的也是那颗审美之心。所以，我很感佩于有那么多中小学老师，愿意从诗歌入手，对孩子们那些还未被过度污染的心灵实行“诗教”，进而培育他们。
　　诗歌教育是一种审美教育。诗的感性，容易被人领悟；诗的优美，容易激发人的想象；诗歌中那种结晶的语言，深藏着许多精致的心灵。以诗教之，对于孩子们，甚至对于普遍的国民，都能起到润泽人心的作用，这是毫无疑问的。

二

　　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这里的“诗”，指的是《诗经》。不了解、学习一点诗歌，你甚至不懂该如何说话。不是不会说话，而是不能把话说得优雅、准确。汉语是很结晶的语言，有时用口语说了一大篇，还不如引一句诗来得准确、生动。“天下谁人不识君”，“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一语道尽各种心绪或伤愁，只有诗的语言，能如此凝练、精致。就是平时谈情说爱，有没有一点诗心，也是不同的，恋人分手时，说“把我的心还给我”，总比说“把我的钻戒还给我”要风雅得多。
　　因此，诗歌也是一种说话方式，不过，它说出的主要是诗人自己的情怀、胸襟和旨趣。通过诗，理解诗人，探究他的情感空间和内心世界，就可实现心灵与心灵的交流，人生与人生的叠加。诗不能让我们活得更好，但可以让我们活得更多，也就是说，诗可以使我们的人生充满可能性。因为和诗里的人生有了共鸣、回应，我们自己原有的人生就延长了，扩大了。
　　诗人的遭遇我或许没有，但他那种心情我体会了，诗人笑，我跟他一起笑，诗人哭，我也一同哭。就此而言，诗歌教育除了是审美教育，也还是真实的情感教育。诗歌饱含诗人的情感，尤其是那些有感而发的诗歌，以情动人，也以诗人的广阔、旷达、高远，令人沉醉。一个老师告诉我，实践“诗教”，最怕那种无病呻吟、为赋新诗强说愁的假诗，离了真情和有感而发，诗歌就会变成一种语言游戏。
　　这点，也可从中国新诗为何发生这一历史事件中看出。那时胡适他们认为，格律诗是用自己的舌头唱古人的歌，格律和用典都成了伪装自我的工具：一个对故国毫无感情的人，也可大发“故国颓阳”的感叹；一个在美国明亮的电灯下写诗的人，偏偏要说“一灯如豆”……诗歌已经不能真实地抒怀，而成了一种陈词滥调。所以刘半农才说，“现在已成假诗世界”，诗弄得不像诗，“无非是不真二字，在那儿捣鬼”。针对这种现象，胡适提出要写具体的诗，强调诗歌要有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郑振铎强调诗歌要率真、质朴，周作人强调诗歌要真实、简练，他们都希望诗歌从死亡的境地，走向新生。可是，新诗革命的早期，很多的诗作并不成功，胡适写的诗，不过是起一种以白话入诗的示范作用，并无多少诗意可言，他的朋友甚至嘲笑他的诗是“莲花落”。可见，诗歌并不仅仅是写实的，也非只是记述，它还有一种更重要的功能不能忽略，那就是抒情。
　　新诗史上，首先重申诗歌抒情性的是郭沫若，他那时还很年轻，但提出“诗的本职专在抒情”，并强调是直觉、联想和语言的共同作用，产生了诗。郭沫若师承歌德等浪漫派诗人，所以他的诗是激情澎湃、直抒胸臆的，感情浓郁，一出现就让人充分体会到了诗的情感力量。只是过于放纵情感，并不一定能写好诗，因为放纵的背后，可能隐藏着粗糙和滥情，这正是郭沫若诗歌的弱点。
　　由此可见，诗歌教育既是教人抒发情感的教育，也还是教人如何节制情感的教育。太夸张、太外露的情感，容易伤害诗歌的美和隐忍，说“大海啊，亲爱的母亲”，甚至不如说“大海啊，原来你都是水”来得准确，就在于后者的惊叹是隐忍的，更富诗的思维。李白心情欢欣写下“轻舟已过万重山”，明明是内心轻盈、灵魂欢悦，他却只说“舟”轻，不直接说心轻、魂轻，这才是诗歌。因此，郭沫若之后，到徐志摩、戴望舒等人那里，新诗就开始走向成熟了，原因就在于他们更善于节制和冲淡情感，诗风也更加潇洒、隐忍，情感藏得越深，有时迸发出来的力量反而越大。我们读《再别康桥》、《沙扬娜拉》这样的诗会发现，诗人的情感是深沉而飘逸的；我们读《雨巷》，发现“忧愁”是“丁香一样的”，“目光”是“太息一般的”，“惆怅”是“丁香般的”，“姑娘”是“结着愁怨的”，情感都被分解到了这些具体的感觉之中，加上该诗有很好的语言节奏，它唤醒的是我们内心的事物，那份感伤和忧愁，也变得触手可及。
　　以诗歌作为情感教育的素材，就能使一个人变得情感丰富、心灵敏感，同时，也能意识到情感的抒发如何才能显得优雅、节制，更富美感。
　　中国古代的情感表达是强调中和之美的，但过分矜持，有时缺乏激情和奔放，有了新诗之后，中国人在情感表达上就有了新的出口，这是新诗的功绩之一，不容抹杀。但我发现，前几年各地在纪念中国新诗诞生九十周年的时候，国内一老一少两个人——季羡林和韩寒，都分别发表了新诗的实践证明它已失败的言论，这个观点，我是不同意的。古体诗作为一种成熟的文体，今天已经难有大的突破，至少在情感的表达上，它和现代人之间并不贴身，尽管它容易在辞藻上做文章，但就真实和自然而言，新诗明显要更具优势。

三

　　没必要去辩论新诗革命的成功与失败，但有一点必须承认，就着心灵的精致表达而言，新诗或许是没有古诗精彩。当然，拿新诗九十多年的成就，来和三千年的古诗成就相比照，这本身就是不公平的。但谈及“诗教”，尤其是面对青少年的诗歌教育，作为“诗教”运动的推动者和实践者，如何解析、赏读好古诗，如何在古诗中发现那些细微的美，发现那些精致的心灵，并引导学生去理解它，感受它，也至关重要，毕竟在中小学语文课本中，古诗占的比例要比新诗大得多。
　　要成为一个能读出诗的妙处、能进入诗境和诗心的人，就必须有一种眼光，并有一种将心比心的艺术感觉，从而贴着语言来解析诗歌。现在很多的诗歌鉴赏词典，包括许多诗歌赏析文章，都只讲对一首诗的总体印象或结论，什么沉郁，放达，悠远的诗意呀，充满人生的感慨呀，但诗里究竟是如何表现沉郁，如何感慨人生的，并无具体的分析。对于普通读者，如果只讲结论，是无法让他们热爱诗歌，沉迷诗歌的，必须带他们进入一个生动、细致、深刻的诗歌世界，才能让他们领悟诗歌，并激发起他们对诗的向往。
　　中国的诗歌，尤其是古诗，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很强调诗歌背后的人情和人心。实现诗人的人生心得和人生旨趣，物与人的合一，才堪称是高境界。《红楼梦》第四十八回里写过一件事。香菱姑娘想学作诗，向林黛玉请教时说：“我只爱陆放翁的诗‘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说的真有趣！”林黛玉听了，就告诫她：“断不可学这样的诗。你们因不知诗，所以见了这浅近的就爱，一入了这个格局，再学不出来的。”后来，林黛玉向香菱推荐了《王摩诘全集》，以及李白、杜甫的诗，让她先以这三个人的诗“作底子”。林黛玉对诗词的看法，是很有见地的。何以陆放翁的诗“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是不可学的，就因为这样的诗背后没有人，或者那诗的情境，什么人坐在里面都可以，不是诗人自己独有的境，这就显得俗了。而读王维的诗，他可能没有直接写人，但他的诗歌背后是有人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突出的是人的闲和空，因为闲，桂花落下来的细小声音，都能清晰地听见，因为心里空，才觉得“山空”。如此的静和空，以至月亮出来，这完全是视觉上的场景变化，也能把鸟惊起，而整个山涧，只有这只鸟的声音，以有声写无声，以视觉的静写听觉的静，显露的其实是一种内心的静。王维自己就说，“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而“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这样的诗句，完全没写人，但若是没有一个内心安静的人，如何能听到山果落下的声音、草虫鸣叫的声音？一个心思杂乱，或在灯下发脾气的人，山果和草虫的世界，他是不关心的。外面的静，衬出的还是内心的静，这种静，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佛学或道禅意义上的静。
　　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一个没有鸟，没有人烟的地方，举目皆白，如此广袤的一个空无的世界，却有一个孤独的钓翁，一动不动地在那里，他是在钓鱼？不，是钓雪。钓雪是没有目标的，这说明他其实是在凝视自己的内心。广袤的无，和钓翁那渺小的存在，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幅画面，同样写的是一种内心的宁静。有些人把钓翁解读为是孤独的，寒冷的，诗里也确实出现了“孤”和“独”的字眼，但细读这首诗，你会发现，钓翁其实一点都不孤独，也不寒冷，因为他不动，他静得只是在凝视内心，观照自我，他是在与自己的内心为友，与孤独为友，他在无垠的白和无中，体会到的或许是自我的真实存在。
　　读“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能察觉在一种美好的春景中，诗人想到的是被风雨摧折的花朵，他或许觉得，一种美好的诞生背后，也有另一种美好在寂灭。人生也是如此。读“床前明月光”这样朴素的诗句，发现诗的后面，那个关于是月光还是霜的疑问突然消失了，诗人低头思念起了故乡，这样的心灵转折，多么微妙、细腻，又是多么经典。
　　——进入到诗歌世界，尤其是古诗世界，我们会遇到许多这样细腻、高远的心灵，这些为语言所雕刻出来的精致心灵，一旦被学生所理解、欣赏，意义是深远的，因为一种心灵教育的完成，必然要以心灵为摹本，也要以心灵与心灵的呼应为路径，从而达到对人的内心世界的塑造。
　　而以审美教育、情感教育和心灵教育为核心的“诗教”，推广开来，并获得学生的响应之后，必将影响一代人的人文素养，我相信，他们的感知系统、审美方式、情感世界和心灵世界，都会因诗而改变。诗能为僵硬的世界留下柔情，也能为苍白的心注入暖意，以诗教之，未尝不是反抗当下实利主义思想盛行、人文教育缺失之境遇的一种有效途径。
　　当代诗歌的困境，当下人文教育的困境，或许都可从中获得启示——诗歌写作和诗歌教育的结盟，带来的很可能是一种文学精神的复活。而由这种精神滋养起来的心灵，哪怕只是落实在一个或两个孩子身上，它的价值也是不容忽视的。美国诗人埃米莉·狄更生有一首诗这样写道：“假如我能使一颗心免于破碎/我便没有白活一场；/假如我能消除一个人的痛苦，/或者平息一个人的悲伤，/或者帮助一只昏迷的知更鸟/重新回到它的巢中，/我便没有虚度此生。”是啊，诗歌的力量，也许是渺小、轻逸的，但它关乎心灵的自我援助，也关乎一种更高的人生实现。有些感受，我没有的，诗里有；有些梦想，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在诗里实现了。在诗中与别人的人生、他者的心灵相遇，并由此享受一种优雅汉语之美，这是极为美妙的人生记忆。这样的记忆，每个人都理应拥有，也都应该学习告诉别人——众多“诗教”的默默实践者，做的其实正是这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