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那些人、那些诗、那些死》 伊沙

那些年、那些人、那些诗、那些死

伊沙

1989年3月26日这天我记得很清楚：我与三、四十个来自于国内多所高校的校园诗人借“首届全国高校文学研讨会”之名到圆明园搞了一场诗歌朗诵会。此日我等这一行人在圆明园及其附近逗留了整整一个白天，所以这一天的日落我有记忆——这一天的日落正是圆明园的日落：夕阳西下，残阳如血，血色黄昏——我想：距此相隔并不遥远的山海关的日落也大抵如此吧？在一截寒光闪烁的冰冷的铁轨旁，一个来自北京叫做海子的青年诗人怀揣一本梭罗的《瓦尔登湖》，徘徊复徘徊，终于下定了决心，迎头走死神的列车！我与我身边的校园诗人们，获悉海子死讯已是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有人拿着我们那日在圆明园的大合照，敏感地意识到：我们在圆明园朗诵的日子正是海子的死期！当时有人不无轻佻地指出：这是否意味着一代人（“第三代”？）的死亡和新一代人的崛起？今天我拿出这张色彩已经失真的旧照，发现当年校园诗人中的佼佼者并未有几人成为今日诗坛的中坚力量（绝大多数都不知所终），可见此番怪话是无效的。但是这一天，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具有转折性和标志性的日子，因为此前此后竟是如此不同……
我以为中国当代诗歌的1980年代是在这一天结束的——一个提前性的终结。
我是在这80年代最后的一个特殊的夏天里大学毕业的。当我在第二年——即1990年冬天，在我工作的西安外国语学院的男教工单身宿舍里写下《饿死诗人》一诗的时候，我并未意识到此诗会对当时诗坛上甚嚣尘上的“海子热”以及一统江湖的“死亡崇拜”、“农业诗歌”产生一击即溃的终结性影响，因为尽管有多家民刊和海外刊物很快发表了它，但直到1993年8月号的《诗刊》出乎意料实属侥幸地将它发表，它才在诗坛内外产生了广泛而震撼的影响，进而被当做“90年代诗歌”的一大起点，甚至是对一个时代的命名，进而成为一首真正意义上的当代名作。而在其间，“诗人之死”的神话还在继续上演着，我经历了戈麦之死带给我的一段遭遇：在上面写到的与我同代的校园诗人中有当时在北大中文系就读的西渡，其胞弟西村（后易名达达）来陕西财经学院就读，他写信托我关照。很快，我与西村成了常相往来的诗友，还有他的同学一边。1991年10月底的一天，此二人满脸悲哀神情凝重地敲开我在西外小屋的门，告诉我说：“戈麦自杀了！”——与海子相似：我在北京读书时并不认识戈麦也没有见过他，但稍有不同的是：他是与我同级的北大毕业生，是我认识的西渡的同学，也是我在北师大的同学加好友徐江、桑克的朋友，他们四个还是其共同组创的《斜线》的同仁，所以，当西村情绪激动地提出要为死去的戈麦做点什么的时候，我做出了十分积极的响应。他们准备在西外对门的西北政法学院搞上一场募捐朗诵会，海报在西安多所高校贴出去了——海报上一句“石在，火种是不会灭的！”的鲁迅语竟然惹出了麻烦，由于海报上白纸黑字地写着“著名青年诗人伊沙届时莅临此会”云云，便有神秘人士找到了我工作的学校，将我叫到学校保卫处了解情况。与此同时，朗诵会被勒令取缔，西村、一边二同学也备受就读所在学校校方的压力，面临着毕不了业的危险。他们希望我能将此事扛一扛，那我就能扛多少扛多少，为诗承担，份内之事——这也是90年代早期的家常便饭。我听说此事对年轻的西村同学伤害甚深，好在他和一边都顺利地毕了业，分配得也还不坏，我不知他俩后来对诗的热情锐减是否与此事有关……
那年头，似乎是每两年走一位，89-海子、91-戈麦、93-顾城、95-胡宽……在新西兰的荒岛上杀妻自缢的“童话诗人”顾城似乎离我们太遥远了，听起来像一则天方夜谭，胡宽则近在眼前，我大学毕业回到西安不久便通过女诗人南嫫认识他了，严格说来：我们不算朋友，只算诗友。作为一名写作者，我对我们有限的交往利用得有点过于充分，在其死后写了一篇不短的散文《一个人死了，他写诗》（见我散文随笔集《一个都不放过》，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版）和一部长达36万字的以其为主要人物原型的长篇小说《迷乱》（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版），一切皆因胡宽活得生动有趣、活灵活现、不乏精彩！2009年5月，正值第二届中国诗歌节在西安举行期间举办了《你见过大海——当代陕西先锋诗选》（沈奇主编）一书的首发式，我作为入选作者上台发言，提及胡宽竟两度哽咽失声说不下去……那一刻，我知道我对胡宽是充满感情的，作为同行我知其心苦，比他的生前好友更知！在我发言的时候，我找到了通达胡宽在天之灵的频率和波段，我在对他说：虽然这个冷酷的世界对你的追认还远未达到你生前自诩的“中国的艾略特”、“亚洲的科尔索”，但是由我最先指认的“陕西的郭路生（食指）”已经成为诗界公认的事实，老沈所编的这本书也正是一本“正本清源”的书，如果你活到今天，我敢肯定你一定早早地来到现场，兴致勃勃地参加活动，飞沫四溅地发言，而不会像某些本来可有可无的入选者，要么推三阻四的不来，来了还要装作一脸无所谓的样子……正是想到此说到此，我不禁失声失态了！我注意到一位原在广州现居北京的诗评家在其胡宽专论中对韩东（曾在西安工作）为何不帮胡宽委婉地提出过质疑，更有甚者——一位惯于无事生非的长春某三流小报娱记（所谓“鹿特丹事件”的媒体炮制者），公然在其文中叫嚣“伊沙为什么不把胡宽拉入他驾轻就熟的民间诗歌的循环系统”，我在网上是这样回答他的：“胡宽看不起民刊”——这实在是一句大实话！胡宽毕竟是文学世家子弟，系“七月派”老诗人胡征之子，他对诗歌传播的理解尚未去除体制化，不懂得“地下”、“民间”的力量——在此一点上他的意识可是大大落后于与之同时代的“今天派”和“第三代”！作为我可以自责为死者做得不够，但任何人——尤其是别有用心终致于丧心病狂者都无权跳出来指责我，因为胡宽生前惟一的一次正式发表和获奖是来自于陈刚做编辑的《当代青年》杂志，来自于我、沈奇、仝晓峰应其之邀做了该刊举办的某届诗歌大赛的终评委。
记得当年，当本城的诗人们连同胡宽的亲友团料理完他的全部“后事”（募捐、出诗集、办研讨会），一位在当时的诗歌界颇有影响的诗评家私下里感叹：“胡宽没有星运！”——那么，谁又有这所谓“星运”呢？穿越过90年代以后，又经历过新世纪的最初十年，又有不少诗人早早去了，但好像除了那个最初的海子，没有谁因其死而成为“明星”——哦，还有顾城，但人家活着时就是“明星”，杀妻的罪行竟然被人津津乐道，正是一个“诗歌明星”的八卦新闻！以死惊天下，只能有一次——这实在是太残酷了！如果说海子当年在诗界之内暴得大名，是靠其死；那么今天，其声名远播已经抵达广泛的大众，还是靠其诗——靠着他诗的好与不好，而其他逝者，既不具备他诗的好，也不具备他诗的不好，所以无法成为海子式的大众明星。曾记否？海子在其诗中写道：“千年后如若我再生于祖国的河岸……”——骆一禾借此句发挥道：“千年后如若海子再生于祖国的河岸，必会看见人们在诵读他的诗篇……”——根本不需要等千年，甚至不需要等百年，仅仅两个十年过去，其诗已经成为推销海景房的广告语！到了今天我才恍然大悟：海子诗中的大众性竟是如此这般的显而易见（曾经一度他被其生前好友们装扮成“先知”）——正是这一点，令其成“明星”。
行文至此，该打住了，在结束之前我还想做一件事：准备两个塑料盆，接满两盆自来水，一盆泼向从不读诗只爱看“诗人之死”的那一部分“大众”：让你们失望了！中国诗人的死亡率不会高于中国人的死亡率！中国诗人的自杀率肯定低于中国人的自杀率！包括“发疯率”、“犯罪率”！你们整天憋着想看诗人的笑话，不如撒泡尿照照你们自己！另一盆水泼向颇有文化情怀的知识精英（所谓“公共知识分子”？）：“诗人之死”的现象绝非理想主义者抗争的象征，上世纪的80年代绝非启蒙主义的乐园、90年代也绝非理想主义的沦丧，新世纪十年更不是理想主义的地狱——用如此贴标签的方式来命名年代是非常幼稚化卡通化的，我亲历过这三个十年，始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时代怎样，岂奈我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