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谕翻译诗百首》4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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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系列为纯诗歌学术讨论,目的是探索真诗，无他。

44、屈原诗核缺考

 

《易经》早于《诗经》

《易经》里的诗有象征性

含有占卜结果

但天机不可泄露

只能隐喻式出示答案

所以要追溯真诗

在《易经》中寻根问祖更好

如《乾·九二》：

“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象征：龙（阳气初显）→

 隐喻人才崭露头角

但未达巅峰（“在田”非“在天”）

占卜提示：时机未熟

需贵人提携（“利见大人”）

却不明说具体如何行动

有人研究《易经》就像词典

蓍草占卜后找到相应页码

即可从隐喻诗中获得答案

所以《易经》的诗更接近S谕翻译

而之所以隐喻不单是因为

文字天然的局限性

S谕不可能被文字完整承载呈现

还因为S谕有不可言说之妙处

所以当第三代和下半身诗人

提出拒绝隐喻对抗修辞时

他们以为自己可以完美直译S谕

事实是口语和肉体

相对于朦胧诗新诗的翻译效果更佳而已

而不是完整精准地翻译S谕

当然第三代和下半身对于S谕是无感的

他们着重的点在个体情感体感的传达

最久远的《易经》和最近的《新诗典》

它们有哪些藕断丝连或连绵不绝的

它们有哪些进化或退化的部分

我觉得有必要在阅读时带上这个意识

而屈原的《离骚》等作品

已经出现严重的脱离诗核的状况了

正如他自己和生活情趣及所言：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外在修饰就是重文的表现

内在美德也并不是诗核

所以屈原的作品内核并不是诗核而是美德

而正是美德导致屈原对战争残酷的认识不足

也因为他对诗核的S谕翻译的认识不足

所以他的博闻强识没有深入大祭司的核心

屈原的文字也没有触及过《易经》的篇幅

战国时期的单个汉字大概有4、5万

也许屈原的博闻强识大多浪费在了识字上

这点从他熟练运用大量生僻字可以推测

如果他将精力放在《易经》上

对于他的政治才能也包括诗创会更有益

《易经》其实在战国时已经很流行

而屈原文本表现出的无《易经》存在感

或许间接证明了屈原与S谕本就不同频

 

2025-8-3

 

 

 

45、《离骚》之骚

 

《离骚》写于被楚怀王疏远后

其中自传可以看出他的自恋程度较深

而涉及神话内容时又过度美化自己

“屯余车其千乘兮，齐玉轪而并驰。

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委蛇。”

这种诗句只会招来楚怀王和权臣的嫉恨

屈原臆想出来的神给他的待遇

恐怕是要超过对国君的规格了

这说明屈原谋篇浪漫主义确实过头了

这或许是触痛楚怀王和楚顷襄王的关键点

确实有不知天高地厚盖主的嫌疑

所以屈原任左徒（副宰相级官职）

受命起草国家宪令时意图推行

“明法度、举贤能” 的改革

削弱贵族特权

上官大夫试图抢夺屈原宪令草稿未遂

转而诬告屈原“私自篡改楚王旨意” 

或“借变法之名行专权之实”

指控已暗指屈原 架空楚王意志

即使屈原当时本无此意

但被贬后作《离骚》写自己君王般的待遇

是楚国任何一代君王心里都无法容忍的

由此可见屈原在处理同僚和君主关系上

还是极其幼稚不成熟的

这大概是有世袭背景少年得志的通病

屈原的文章几乎没有自责反省的内容

这是典型的妈宝男的特征

这也是屈原最终被政治抛弃的根本原因

他香草美人女性化的表现之所以被讥笑

也属于人类社会的一种共识造成的

“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

以“蛾眉”（女子美貌）喻才华

直言小人如后宫争宠的“众女”般诽谤自己

这句讥笑点在于：男性士大夫自比女性

在战国尚武文化中显得“柔弱”

“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

将楚王比作负心汉

自己是被抛弃的怨妇

颠覆君臣对话的传统范式

楚怀王又不是文盲自然嫉恨《离骚》

 

2025-8-3

 

 

 

46、少年不宜得志

 

如此大费周章地近乎批判屈原

其实就是在质疑汉诗主流的误导

包括《诗经》的经典地位在内

都是因为文的修饰性弱化了诗心

就像九万个汉字的制造

让后来人迷信生僻字掌握越多

越能够证明他的学识和智慧一样

造字的目的是传情达意

不是为了造字而造字

虽然随着新事物的增加需要造新词

但有些专业性词汇就像工具

不用时就要让它闲置

不能占用大脑的内存

随用随取才是最佳信息处理机制

可以推测起码屈原所受的教育

就存在灌输式将工具堆积大脑的现象

让君王也错觉屈原才高八斗

结果在处理必要Z治任务时

屈原的大脑内存就出现严重卡顿

而屈原因为过于在意情感纠结

导致他在G事处理上也容易情绪化

可见Z治培养确实需要下乡锻炼

少年得志平步青云多有隐患

 

2025-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