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峰论争回忆录：世纪末，诗人为何要打仗（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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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末，诗人为何要打仗（节选）

作者：伊沙

4月16日下午两点，会议开始。

主持人吴思敬作了一个简短的开场白。

杨克发言。大谈《年鉴》的销售业绩，在郑州书市上的良好走势。谈得过于具体（像个商人？），态度也不够谦虚，有得意洋洋之嫌，引起了“知识分子”们的不满情绪。

程光炜发言。老实讲，这次会议将开成什么样子，能否吵得起来或吵到什么程度，程光炜的态度将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原因不言而喻。程的态度并没有想像中的激烈，只是红着脸为自己辩护，为《岁月的遗照》辩护。

伊沙插话。就程光炜攻击沈浩波《谁在拿90年代开涮》（原文刊于《文友》1999年1月号）“骂人”、“人身攻击”之词，我以责编身份谈了不同看法。

西川发言。谈笑风生，很超然。从表面上看，西川在此次会议上是中立者，至少他想让“民间写作诗人”觉得他中立。

陈超发言。讲了一则老生常谈的寓言：一个林子里不能种一样的树，不然就会得病，老虎如何、羚羊如何，不要相互指责。后来又掏出小本，就“乌托邦写作”“寄生性写作”“集体写作””运动性写作”等几个概念有针对性地谈了自己的看法。其针对性所指明眼人一望便知。

徐江发言。全场第一次有了笑声。说其妻怕其好逞口舌之利而遭打，他说不会的，因为对方都是“知识分子”。徐江说这次开会他带来了三句口号：“向知识分子学习！向中年写作致敬！诗歌爱谁谁！”全场爆笑。徐江进而指责“知识分子写作”是“当街SY”，是“买办主义诗人”写的“国内流亡诗”。他的后一句话激起了下一位发言者。

王家新发言。口口声声“本来不想发言，不想开这个会”的王家新是开着私车来的，并运来了一万多字的发言稿。他发言的题目叫《知识分子写作何罪之有》。文章的主要线索是围绕于坚为《年鉴》所撰的序言《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进行反击。令全场膛目结舌而哭笑不得的不是王家新的观点而是他的语言，在其诗和随笔中满纸唯美意象、文化掌故和大师引言的王家新，在他的批判（不是批评）文章及现场中竟然使用了恍若隔世的“文革”话语：诸如“何罪之有”“你们这是在搞运动”“谁也没有搞住谁”，间或，还令人啼笑皆非地甩出“知识分子”原本十分不屑的市井帮会语言：“20年后，咱们走着瞧！”王家新还对在《南方周末》上发表《内在的诗歌真相》一文的青年评论家谢有顺“缺席审判”，他竟然非常低级地把“谢有顺，一个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人”作了谢有顺的“罪证”。王家新开始发言时，于坚愤而退场以示抗议，中间回来发现王的发言仍在继续便再度告退。所以，王家新对于坚实施的也是“缺席审判”。王家新，本次会议上情绪最为激动的人把论争双方完全带入了“打仗”的氛围。

4月17日上午，会议继续进行。

谢冕主持并首先发言。想起了20年前的南宁会议，现在的争论是在诗歌内部的争论，这是历史性的进步。交流就是目的，理解高于一切，依然不试图得出结论。

于坚发言。这是真正的诗人的发言，语言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如果我们不把这一切看作“打仗”，而仅仅如我所愿视其为展览性情、挥洒语言的话，那么于坚就该获得本次会议的“最佳表现奖”。有鉴于唐晓渡在他发言时攻击于坚的发言为“表演”，我和徐江在饭桌上决定授予于坚“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真的，他给全场（那几个“知识分子”除外）带来了莫大的快乐，你能想像一个诗人在一次研讨会上的发言所博得的让人前仰后合的艺术效果吗？于坚的发言并未把对王家新的反击作为线索，显得大气磅礴，他即兴随笔式地谈着自己的状况、遭遇和对诗的看法：“在云南，我悲天悯人啊！替你们着急啊！”“在鹿特丹，一个美国诗人问我为什么不学英语，我脸都气肿了！”“上帝说有光，于是就有光。太初有道，然后庄子乘鹤西去。”现场发言的于坚和文本的于坚完全是一致的，幽默、智慧、挥洒自如。于坚的霸气由于天然地与他的性情结合在一起（他懂得自嘲），所以表现得煞是可爱。所以，我更加不懂为什么在于坚发言时，唐晓渡会始终阴沉着脸。

臧棣发言。臧棣在这次会议上始终绕不过去的问题是：他不明白为什么徐江会骂他傻（在《乌烟瘴气诗坛子》一文中）。他两度非常纳闷地说：“我又没得罪你！”他的逻辑是：我选了你的诗，你为什么还要骂我。总是在细枝末节上打转严重影响了臧棣总体上的发挥，本来如我等都很想一睹这位北大博士舌战的风采。

伊沙发言。我谈了这次来开会的感受：“我喜欢的人没有辜负我的喜欢，我不喜欢的人也没有辜负我的不喜欢。”我谈了自己十年来的写作经历：“广泛地受争议成了我个人成就感的一部分。”“相对而言，我是较有读者，但我也是被误读最深的一个人。”“我尊重阅读，哪怕是误读。”也许是因为有关怀我的前辈谢冕、吴思敬在场，有我的老师任洪渊在场，有推助我的兄长沈奇、陈仲义、于坚、小海在场，有我兄弟般的朋友徐江、侯马在场，在内心深处我还是不愿意把这次会议完全视作“打仗”，我谈得很真诚、很实在。沈奇在会下评论说：“一个最不讲学理的人讲起了学理。”

孙文波发言。该兄口拙，发言内容几乎听不清楚。

车前子发言。他主要是对“知识分子写作”这一提法提出异议。其实车前子在饭桌上面对一条鱼时的感叹更形象地说明了他的立场和观点，这位苏州诗人（现居北京）说一条鱼怎么能做得这么没有味道呢？像“知识分子写作”。

西渡发言。主要针对徐江在头一天的发言和徐江在《文友》上所列“诗集推荐榜”。我知道他们是朋友，所以这叫朝朋友“两肋插刀”。徐江、西渡、戈麦、桑克四人曾在90年代初共组《斜线》，有过一段同甘苦共患难的经历。“盘峰会议”后，远在哈尔滨的桑克以一个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在会外站好了队。这叫什么呢？“生命诚可贵／友情价更高／若为打仗故／二者皆可抛”。

沈奇发言。他意味深长地说：“有必要提醒大家；人群之外还有一个人群，房子之外还有一所房子。”但沉浸于“打仗”氛围中的诗人们未必能理解他的真意。

侯马发言。真诚地回顾了自己十年来的写作历程，力主诗歌要争取各行业优秀心灵的共鸣。对王家新发言中涉及到的诸如谢有顺的资格等诸问题提出了批评。

王家新插话。承认自己头天的发言情绪激动，在某些提法上有不妥之处。

4月17日下午，会议继续进行。

《北京文学》副主编兴安主持。

唐晓渡发言。唐晓渡的发言与他90年代以来为数不多的几篇文章中的观点一致，但与想像中他本来应该扮演的角色则大为不同，而且相当激动。唐说：“谢有顺扮演一种揭穿真相的角色，这个玩笑开得比较大了。谢的文章显然是被操纵的，人人心里都有一口恶气······权力社会下，人人心里都有一口恶气，也就人人心里都有一种皇帝，我们自己是否也存在着意识形态批评呢？打着民间立场的道统，诗歌的目的是消解权力，对自己过分的张扬，对其他的排斥，当龙头老大······”他从对“民间立场”的批评开始，就“诗人和批评家的关系”（针对于坚上午发言）问题，就“知识分子写作”问题谈了他的看法。因在发言中说出了他与于坚交往中的隐私性事件而使会场的气氛陷人了空前的尴尬之中。

伊沙发言。我之所以要再度发言，是因为在听唐晓渡的发言时有一种不得不说的冲动，因为这位“老江湖”说出的东西并不真实。我的反驳分以下几个方面展开：①操作——“在今天，各行各业的操作都属光明正大的行为，操作不等于阴谋。相反，以隐喻为最大特征的“知识分子写作”倒是天然地与阴谋结缘，修辞的阴谋，可以四面讨好，文字表面的清洁，很容易在某些主流刊物上流通。”②谁压制谁——“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写作对其异己的压制从来都是戴着学术面具进行的，到《岁月的遗照》开始变得明目张胆。”③知识分子写作——所谓“知识分子写作”让我想起了“女性文学”的提出，我对女性文学的感受同样适用于知识分子写作；作为男人，我平时很少想起也根本不用强调自己裤裆里究竟长了什么东西。④中年写作——为自己可能出现的生命力阳痿提前做好的命名。金斯堡从来不说什么“中年写作”晚年写作”，只要能操得动诗就能写得出来。⑤隐私——“这超过了《绝对隐私》，你犯规了！”

4月18日上午。

吴思敬主持。

持中立观点和彻底回避了交锋话题的与会者发言：任洪渊、小海、张清华、刘福春、陈仲义、林莽等。

杨克发言。想替屡遭“缺席审判”的谢有顺作个辩护，遭到臧棣、王家新、程光炜围攻。其间，西渡、臧棣、程光炜还向沈奇发难。因为他们“人人心里都有一口恶气”（唐晓渡语）。

吴思敬作总结发言。让人觉得在座的都还是人，这种游戏也还是有意义的。

会议在午饭后结束。“知识分子写作”一行7人（西川于16日晚早退）分乘王家新、孙文波的两辆私车回京，“民间立场写作”诗人则和来时一样与其他与会者、组织者一道乘会议专用的大巴返回······

（声明：此文见《1999中国新诗年鉴》，此处仅供学习交流，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转自于坚研究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HShaI0SiyGFCqKRweN5V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