８６《诗歌大展》２０年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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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６’《诗歌大展》２０年后说

作者：徐敬亚

《诗歌月刊》 2006年 第11期

 1、我十年前（1996）对《大展》的评价：

       1986年，来自国家出版网络上某处偶然的机会，促成了中国现代诗一次规模巨大的集结。由于组织者变形的引导，使这个国家突然显现出了几十个众多的诗歌流派。

       这次展示的意义：是以公开出版的方式，将中国青年诗歌中最具异端的作品和言论，展览于公众。事实证明了它巨大的破坏力——无论其刻意诡谲的想象、审判文明的胆气、攻诘世俗的恶毒，以及艺术上狰狞而瘦弱的面孔，在言论的意义上，超过了战前弥漫欧洲的先锋艺术，并比肩于六十年代美国文化异变。

       它留给后人最大的意义是：凝固了当年现代诗的盛大真况。

       哲学与美学上的鹦鹉学舌，大大减低了它的诗内价值。它首先泄露的是，中国艺术令人惊奇的人力资源和想象潜能。它其次展示的是，发出惊人之语者们残酷的局限。一个因暗中起伏而显得无比巨大的身影，在全裸中反而露出了一排排清晰的瘦骨。

       它，以自己巨大的规模和浅薄的水准向世界表明：人类本世纪最极端的苦闷，在文化衰落的古国已经撒下了无边无际的、焦急的种子。从而形成了一处当代世界上最盛大最混乱的诗歌集贸市场。

       某一历史时期的兴奋余波，常常在其发端中止后，继续蔓延。如猛虎出山的现代诗，在其后的几年里，仍在广泛的地区内不断地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展示。1986－1989，得了“展示病”的中国现代诗，只有虎之贪婪，它从来没有展示出虎之勇猛。（引自我写的《隐匿者之光》之“历史将收回赝品”）

       2、我三年前（2003）对《大展》的认识：

       贡献：广泛而深入。凡1986年写诗的中国青年，几乎都成为了大展的作者与读者。

       反响：强烈而不同。来自现代诗内部的高声赞美与现代诗外部的强烈反感，使大展的反响成为一匹黑白分明的双面大象。

       A、促进了艺术民主：现代诗大展开创了中国大规模诗歌集结的先河，粉碎了官方诗歌阵地对现代诗民间创作的封锁与禁锢，促进了中国诗歌在编辑、解读、评论方面的民主风气；

       B、激活了诗歌创作：各领风骚三五天、城头变幻大王旗。是大展后人们对其贬意的评论语言。但大展也使一大批不出名的青年诗人登上了诗歌宝座。各地无数“只知北岛，不知有俺”的诗歌好汉，冲破了《今天》派诗歌对现代诗坛的艺术垄断，使朦胧诗后的中国诗坛，再次出现了一派虚假繁荣的大好局面；

       C、形成了示范效应：大展后，全国各地普遍掀起了一股“诗歌大展”的热潮与广泛的群众运动。一时间大展林立，旗幡浩荡。也算贡献。

       弊端：夸张与虚假。由于我个人对大展不自觉施加的、偏激的主观作用，使1986年诗歌大展具有了明显的夸张色彩。夸张性主要表现为三点：

       A、夸张的诗歌规模：为表现更大规模的诗歌运动现象，对所收到的诗歌作品，我没有进行更多的编辑与删除（其后还有源源不断的来稿，可惜无法收入了）；

       B、虚假的诗歌流派：在大展邀请函中，徐敬亚的“中国诗坛应有打起旗号称派的勇气”，对各地诗人们编造诗歌派别的现象，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使中国诗坛数十家所谓流派一夜间涌出；

       C、放肆的诗歌主张：由于我在约稿信中使用的、在当时鲜见的、宽容的编辑语气，尤其在诗歌主张的无原则限定，对各地艺术观念并不成熟的青年诗人形成了强烈鼓动，致使众多青年放纵了自己原本的诗歌观念，写出了某些并不能代表其创作的、吓人的艺术宣言。

       3、我今天说：不过是提前

       20年做了一次“诗歌网页”

       网络，及网络诗歌的出现，使对《大展》的评价变得相当简单。

       就把它看成是一次超前出现的网络诗歌吧。它的规模哪里比得上网站，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诗歌网页。

       假如某位现代人想测试一下20年前的人们对QQ手机网络等突然降临的惊奇——那就读一读《86诗歌大展》及本文所描述的“奇观”。

       一个具有超现实意味的、20年前的网络诗歌实验，其意义是：在一个艺术禁闭时期出现的一次“火山喷发”，它带给当年人们多少狂热多少惊喜，也就意味着今天的人们享受着多么巨大的幸运与自由。

       2006-8-9深圳

       附录：一封信引来全国诗歌的漫天大雪

       徐敬亚

       20年前，我在深圳向全国熟悉的诗歌朋友们发出过一封信。那是我来深圳的第二年，任职于《深圳青年报》。信的题目是《我的邀请》，内容只有一页，复印了几十份发出，时间是1986年7月5日。摘要如下：

       我的邀请·“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流派大展”

       中国诗歌继续流浪……要求公众和社会庄严认识的人，早已漫山遍野而起。权威们无法通过自省懂得并接受上述事实……

       我欲在《深圳青年报》副刊上举办一次“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流派大展”，或称“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流派雏展”的整版专辑（徐现注：雏展，更符合实际）。一版不足，便二版，便三版，便四版……“中国诗坛应该有打起旗号称派的勇气”！

       （中间是对代表诗作和宣言、成员、创止时间等具体要求）

       ……最富魅力的，不是领取赞同的目光，而是自身对自身的体察与确认。没有宣言可以写宣言，没有主张可以写主张。无体系的，可以筑之！艺术常常告诉我们，我们也应常常告诉艺术！

       徐敬亚

       1986年7月5日

       虽然我预计这封信一定会影响很大，但真正的反响还是大大超出想象。几天后，各类诗歌作品、诗歌宣言，从全国各地纷纷寄向深圳。我的小办公桌堆积成山，后来副刊的办公室也堆不下，我只好带回家。每天下班自行车的后面都满满一堆。

       书信，是当时人们与外界的主要联系手段。而我手中的诗歌地址也仅三、四十位。我不知道我的那封信在各省市县乡经过了多少次复印、转告与传播。

       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当年青年人对诗歌的热情。更无法想象当年编辑出版与民间写作之间的巨大鸿沟。在“往楼下扔一块砖头，就可以砸到几个诗人”的年代，年轻诗人们的作品几乎不能在正式的报刊、杂志、书籍上得到发表。那时，报刊上的更多的诗什么样呢？请看，这是当时正式刊物上发表的一首诗：

       头上

       焊火喷光，

       脚下风铆铿锵！

       一片沉雷闪电中，

       我们挥汗造桥梁。

       另一首写草垛的诗，发表在八十年代的《星星》诗刊：

       齐崭崭，黄澄澄

       下连碧野，上接青云……

       我们从中看到了什么？

       一颗颗闪光的汗珠

       那是社员透明的心……

       时代，常常怀着巨大的隋性。它猛烈的车头已经冲到了终点，而长长的车厢则可能还蜿蜒在深深的隧洞。以上这些被我称为“清水煮白菜”式可笑的诗，充斥了当时堂而皇之的报刊。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时全国涌现出了2000多家诗社和千百倍于此的自谓诗人。在投稿于正式刊物频频碰壁后，人们开始采取最原始的办法——自己动手油印诗刊、诗集、诗报。据当年的统计：至1986年7月，全国已出的非正式油印诗集达905种，不定期的打印诗刊70种，非正式发行的铅印诗刊和诗报22种……当时，仅仅寄给我个人的非正式诗刊诗报诗集就足以几个等身。

       历史事件的出现，往往是若干因素被逼向了惟一通道后的结果。在成千上万人的思维与智慧（诗歌）苦苦找不到出路时，“86’现代诗大展”顺理成章地成为当年中国诗歌惟一的火山喷发口。

       1986年的夏秋，我感到中国诗歌突然降下了一场漫天大雪。而且，雪全部落在了深圳。

       应该感谢彼时的《深圳青年报》总编辑刘红军先生及其他持先锋观点的报社领导人。他们不断同意我的要求，把《大展》版面增加到两个版、三个版、四个版！

       需要说明的是，20年前，几乎所有的中国报纸一律只有四个版。因此，即便如何开明，仍远远满足不了滚滚而来的《大展》来稿。《深圳青年报》毕竟是一个非诗歌专业性的青年类报刊。

       应该感谢当时全国惟一的诗歌报纸——安徽《诗歌报》。感谢主编蒋维扬先生、编辑姜诗元先生。我随即与之联系。当时普天之下没有手机没有网络没有QQ。报社只有一部长途电话。而且每次必须通过173台转接，常常一、二个小时拨不通。我们用电话、电报、航空信频频来往并一拍即合。为了将《大展》办成全国最权威的诗歌艺术展示，8月8日两报联手发出第二次邀稿信。

       第二次邀请信，虽然仍是我个人签名，但我感到了事关重大，对原信做了4处修改。从中可以看出我的一些改变或犹豫，但这并没有逆转《大展》的某些弊端：

       1、删去了“单枪匹马称派立号者，不但可以，而且更具魅力”，增加了“这，无疑是件严肃的事情，请慎重庄严组稿”这句话（徐现注：事实上，我的前句话，成为《大展》的重大败笔之一。虽删，但前封信的影响已无法收回）。

       2、加入了“宣言切忌写成那种臭‘诗话’，要有艺术性创见，要深刻（徐现注：我仍在鼓动创新，引导创见）。

       3、加入了“注意：亦可一人、二人称派。但要有足够的艺术空间，请自重”（徐现注：可看出我在力图扭转前封信影响）。

       4、另有附言：近日所收稿子，宣言多大于诗。诗弱！宣言缺少独特的艺术空间。此望戒！（徐现注：对《大展》的弊端，我当时已有预感）。

       1986年9月30号，《诗歌报》与《深圳青年报》以通栏标题同时发出半个整版的《大展》预告。不久，朱凌波、冯宴、孟浪、海波、海上等来自全国各省市的三十几位青年诗人纷纷汇集深圳。其中，诗人海波不但自费来深，自费入住酒店，而且每天到报社“上班”，和孟浪、海上一起协助我处理稿件、书信。

       可惜我已不记得当时的编辑琐事。只有一封写给《诗歌报》姜诗元先生的一封信保留了当年的细节：“这些天在印刷厂，我的腿都站直了。正如我前些天编稿时手都写直了一样……”（当年的报纸仅标题植字，内文全部铅字排版。编辑则全部手工）。

       1986年10月21日，《诗歌报》与《深圳青年报》分别刊发了“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流派大展”的第一辑与第二辑（分别为两个整版）。10月24日，《深圳青年报》刊发了第三辑（三个整版）。总计7个整版（新五号字），按当时的统计是13万字。全部三辑共发表了64个“诗歌流派、100余位诗人的作品与宣言，以及我写的“前言”《生命：第三次体验》及《编后》。

       《大展》的高潮正值报刊征订的黄金时段。《深圳青年报》的订单从全国雪片而至。至当年末，总订数已达到15万份！而且大多是个人订户。这其中一定含有《大展》的众多读者。

       1986年11月，“深圳年青诗人协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中国现代诗研讨会”在深圳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十位青年诗人参加了会议。

       1988年8月，在沉积了两年之后，我与孟浪主编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群体大观》（民间俗称“红皮书”）出版。起印两万本，当年全部售出。

       2006-8-9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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