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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有顺《诗歌在疼痛》

侍仙金童1年前 (2023-10-18)大家论战156

诗歌在疼痛

作者：谢有顺

　　诗坛在一夜之间失去了平静，并且正在滑向一个令人担忧的方向。比如挨批评的是诗人，跳得最凶的却是诗评家；比如多年来诗坛话语霸权的操纵者，却反过来说一个刚在诗歌领域发言的年轻人在使用话语霸权；比如在一次全国性的诗歌会议上，一些人很低级地对另一些未到会的人进行蛮横的缺席审判；比如对一本普遍认为比较公允、实在、有益当下诗歌建设的诗歌年鉴，却发动整个小圈子的人写各种“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文章加以围攻；又比如某个小诗人，写了篇毫无学理、逻辑不清的文章，却一字不改地将它重复发表在《文论报》、《中华读书报》、《中国图书商报》等多家报纸上，得意之情溢于言表……我以前所说的某个诗歌小圈子正在联结成为一个利益集团的事实，现在已经完全得到了证实。面对这样一个一目了然的腐朽局面，我想，任何敏感的读者都能体会到其中的悲哀。

　　我无意为自己所受到的无理攻击作任何回应，我永远不做这些。没有必要。但这些日子我的确冷静地将事情的前因后果想了一遍，内心有一个疑问一直无法抹去：一些人为什么会对《1998中国新诗年鉴》（杨克主编，花城出版社1999年2月版）的出版怀着那么大的怨恨，以致不惜在同仁之间留下气急败坏的印象？只有两种解释，一是这本书的出版确实触到了他们的痛处，拆穿了他们多年来所建立起来的虚假的诗歌幻觉；二是他们为了维护诗歌的正当权益，守护诗歌的纯洁。我真希望原因是后一种，可我经过细心观察，觉得无论从他们的反应方式，还是他们的言辞上看，都不像。因为如果他们真是为了守护真正的诗歌精神，为什么对《1998中国诗歌年鉴》气势汹汹，却对另一本几乎在同时出版的、更为平庸的、毫无创造性的诗歌年鉴不置一词？他们在文章中所攻击的《1998中国新诗年鉴》的所谓缺点，在后一本年鉴中全都有，而且更加突出，他们又为什么对此熟视无睹？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后一本年鉴的编选者是他们的朋友兼理论阐释者，是那个诗歌利益集团的中坚力量。还有，在《1998中国新诗年鉴》之前出版的《岁月的遗照》，盗用“九十年代诗歌选”的宏大名义，体现的却是那个狭隘的诗歌小集团的利益。在这本厚达513页的诗集中，大力推举的是“知识分子写作”（还有一个更莫名其妙的名称是“中年写作”）群体，仅编者程光炜先生的朋友张曙光、欧阳江河、王家新、西川、孙文波、臧棣等10位诗人的诗，篇幅就占了282页，大大超过一半，而于坚、韩东这些为九十年代的诗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的诗人，却只选了两首根本不是他们代表作的小诗搪塞了事，篇幅约3页，其中的反差是惊人的；更为可笑的是，《岁月的遗照》入选了曹禺的4首诗，而北岛、王小妮、杨克、周伦佑等优秀诗人却连名字都未提及。这么荒谬的事实，一些人为何不觉得气愤反而引以为荣呢？原因还是一样，因为编选者也是他们的朋友兼理论阐释者，且该选集维护了他们的小集团利益。与《岁月的遗照》不同的是，《1998中国新诗年鉴》的编选原则是，将最重要的篇幅和位置用来推出新人。即便是编者不推崇的“知识分子写作”，在“年鉴”中也独自占一卷，醒目程度不亚于其他的任何一个写作团体。只要前后稍作比较，真相立即大白，可“知识分子写作”群体却反过来说《1998中国新诗年鉴》在拉帮结派，使我终于明白了什么叫指鹿为马。——我没有想到，当下诗歌界的一些角落会阴暗到这个地步。
　　
　　我的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寒冷。一次本来很有意义的诗歌争论，发展到现在，已经不是观点、立场和学理之争，成了一看各自的说话口气就可立判高下的悲剧局面。有一个人对我说，诗人的说话方式和说话口气，更能见出他的心性，我想是有道理的。一些声名卓著的人，为了贬损一本对他们的写作提出了不同意见的诗歌年鉴，竟然这样说话，什么“你们这是在搞运动”，“谁也没有搞住谁”，“二十年后，咱们走着瞧”，“一本外省编的诗选”，“╳ ╳ ╳的文章显然是被操纵的”，等等。我前些天到南京出席一个会议，当一些理论界的同行就此向我表示难以理解之情时，我什么也没有说，只在内心为诗歌遭遇这种处境感到深深的难过。说实在的，坚持“知识分子写作”的那帮人所写的批判文章，见到的我几乎都看了，除了臧棣的《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载《文论报》1999年7月1日），我较为欣赏之外，其余的均让人大失所望，有几篇甚至还有胡搅蛮缠的味道。至少迄今为止，“知识分子写作”并没有客观地在理论上和事实上对《1998中国新诗年鉴》和于坚的序言作出有力的回应，结果使争论不断地向外转，不断地流于浮浅和意气用事，以致我写这篇文章时也不得不花篇幅来澄清一些外面的问题。
　　
　　我的疑问继续展开：为什么一些人会这么恐惧？为什么一些人受到批评之后就忿忿不平，而不能有些冷静的自我反思？难道于坚对“知识分子写作”的批评一点道理也没有吗？难道《1998中国新诗年鉴》所代表的诗歌应回到有活力的生活本身的倾向，不正是“知识分子写作”所最缺乏的？这本是一个常识问题，如今却要花时间来为之正名了。由于此前几乎没有人指出“知识分子写作”中的玄学化、知识化、为与西方诗歌接轨而努力的特质，“知识分子写作”群体已经集体陷入了庸俗的自我神话之中，他们即便是写随笔，看起来也像是在比赛引用大师名言和英语单词，诗歌就更不用说了，许多诗，一看就知道它试图置身于哪一个大师的精神背景下，连语感和文体，看起来都像翻译诗，看不出他们对任何具体的问题和事物有体验或疼痛。他们以为说，这就是对现存意识形态话语的一种疏离和反抗，但我要说，就这一点而言，于坚发表在《大家》杂志创刊号上的长诗《O档案》，做得比他们彻底有力多了，为什么他们又对于坚的诗极力诋毁呢？有意思的是，经由这次《1998中国新诗年鉴》的提醒，“知识分子写作”群体似乎也开始想与知识化的倾向划清界限，以靠近日常生活，所以，他们写的反驳文章，都花尽心思证明“知识分子写作”中也有日常性，还举出例子来加以说明，如，“在张枣这样沉溺于想象力的诗人身上，我也能读出大量涉及日常经验和具体事物的痕迹”，“在欧阳江河这样典型的‘知识分子写作’诗人身上（如他的《那么，威尼斯呢？》），我也能辨别出多彩多姿的对日常经验的捕捉”；有一个作者，还举出“孙文波对小镇和士兵生活的描述”（以上引文均见《文论报》）作为例证，不禁让人大开眼界，难道对日常生活的精神关怀，就等于“对小镇和士兵生活的描述”？没想到，有人把中学作文的要求也搬到这次诗歌争论中来了。“知识分子写作”的整体面貌究竟如何，我想，读了他们的诗作和文章的人，都会有自己的判断的。前些天，我在《东海》杂志1999年第5期读到了张曙光的11首诗，分别是写给叶芝、里尔克、庞德、艾略特、奥顿、博尔赫斯、罗伯特·洛厄尔、帕斯捷尔纳克、拉金、阿什贝利、布罗茨基等11位外国大师的，俨然一副与这些大师是忘年交的姿态；还有像“狄更斯阴郁的伦敦。/ 在那里雪从你的诗中开始”、“透过玫瑰花园和查特莱夫人的白色寓所 / 猜测资产阶级隐蔽的魅力，/ 而在地下厨房的砍剁声中，却又想起 / 久已忘怀的《资本论》”等诗句，读起来与拙劣的英国诗人写的诗有何区别？这样的细节和写作习气，在“知识分子写作”群体中比比皆是。
　　
　　还有更令人难以忍受的。为了证实这一点，我要再举《岁月的遗照》为例，这本被一些人引为笑谈，被另外一些人引为权威的诗歌选本，编者程光炜写了一篇著名的长篇序言《不知所终的旅行》（该序言还发表在《山花》杂志1997年第11期），对自己的几个朋友、“知识分子写作”诗人极尽吹捧，把他们神话到了登峰造极的荒唐地步。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比如，这篇序言里有两段意味深长的话，一是：“在1991年初，我与诗人王家新在湖北武当山相遇，他拿出他刚写就不久的诗《瓦雷金诺叙事曲》、《帕斯捷尔纳克》、《反向》等给我看。我震惊于他这些诗作的沉痛，感觉不仅仅是他，也包括我们这代人心灵深处所发生的惊人的变化。我预感到：八十年代结束了。”另外一段话是：“团结在这个杂志(指《倾向》)周围的，有欧阳江河、张曙光、王家新、陈东东、柏桦、西川、翟永明、开愚、孙文波、张枣、黄灿然、钟鸣、吕德安、臧棣和王艾等”，“这个同仁杂志成了‘秩序与责任’的象征，正像彼得堡之于俄罗斯文化精神，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之于二战后德国知识界普遍的沮丧、混乱一样，它无疑成了一盏照亮泥泞的中国诗歌的明灯。”这些又是让我大开眼界的文字。1991年，程光炜在武当山碰到王家新的时候，事实上的八十年代已经结束近两年时间了，可在程光炜眼中，非得王家新写出了那几首诗之后，才“预感到：八十年代结束了”，好像王家新不写那几首诗，八十年代就不结束似的；而一本有限的同仁杂志也被程光炜夸大成是“一盏照亮泥泞的中国诗歌的明灯”，还美其名曰“成了‘秩序与责任’的象征，正像彼得堡之于俄罗斯文化精神，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之于二战后德国知识界普遍的沮丧、混乱一样”，这种行文逻辑，在当下批评界也算是一个奇迹了。于坚说“知识分子写作”群体有“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的心理，一点也没错。遗憾的是，这盏“明灯”不仅没有照亮“泥泞的中国诗歌”，反而把他们自己带到了知识的黑暗之中。
　　
　　该结束了，诗歌的幻觉！
　　
　　还是《岁月的遗照》这篇序言，程光炜先生这样阐释“知识分子写作”：张曙光“这一‘先行者’的形象多少令人想起西伯利亚时期的约瑟夫·布罗茨基”，“他的作品里有叶芝、里尔克、米沃什、洛厄尔以及庞德等人的交叉影响”；欧阳江河“同波德莱尔一样，把一种毁灭性的体验作为语言的内蕴……”且“使阅读始终处于现实与幻觉的频频置换中，并产生出雅各布森所说的‘障碍之感’”；“王家新对中国诗歌界产生实质性影响，是在他自英伦三岛返国之后。……米沃什、叶芝、帕斯捷尔纳克和布罗茨基流亡或准流亡的诗歌命运是王家新写作的主要源泉之一，……正像本雅明有‘用引文写一部不朽之作’的伟大意愿，他显然试图通过与众多亡灵的对话，编写一部罕见的诗歌写作史。……它让我想到，中国诗人是否都应该像不断变换写作形式的庞德那样，才被证明为才华横溢？”“西川的诗歌资源来自于拉美的聂鲁达、博尔赫斯，另一个是善用隐喻、行为怪诞的庞德。……西川身上，……有某种介于现代诗人和博尔赫斯式国家图书馆馆长之间的气质”；“南方文人传统和超现实主义，成为他(陈东东)写作的两个重要的出发点——有如法兰西学院和巴黎街头之于福柯。……阿波利奈尔、布勒东是怎样渗透进陈东东的诗句中的，这实在是一个难解之谜”，等等。——太可怕了。一个中国人，离开西方的大师名字、知识体系、技术神话和玄学迷津，到了已经无法说话的地步，这还不足以引起我们的警醒吗？我真诚地劝所有的读者都来读读程光炜的这段话，看看它是中国诗歌的光荣，还是对中国诗歌粗暴的践踏。另外，我还想告诉坚持“知识分子写作”的诗人们，程光炜这段有代表性的被他们一度引为知音的著名论述，已经不是一个要不要借鉴西方诗歌资源的问题了，也与三四十年代人们对卞之琳、戴望舒、穆旦、袁可嘉等人的指责完全不同，它关涉到一个诗人是否能够面对自己的生存现场，是否臣服于西方的价值体系而丧失创造性，是否还能重获写作的尊严等根本问题。
　　
　　因此，我们反对“知识分子写作”的某种趣味，并非反对知识本身，而是反对他们把知识引到了通往死亡、冷漠、炫耀、附庸型、拒绝再创造、视其为最高标准的道路上。如果庞德、叶芝、布罗茨基等人理解知识资源也像程光炜等人理解他们一样，那历史上肯定不会有庞德、叶芝、布罗茨基等伟大诗人了。诗歌本应是最富有创造性、与自己的心灵有着最大关联的艺术，什么时候它变成了一种知识的演绎？“知识分子写作”群体并没有诚恳地面对这个问题，反而摆出一副反对“知识分子写作”就是反对知识本身的姿态，试图教训别人，可谁告诉你说，你笔下的那些知识就是真正的知识？难道不断地向大师致敬的写作方式就表明你视野开阔？难道生活本身不是最大的知识？苏珊·桑塔格说：“知识没有过错。问题是：什么样的知识。真正的知识可以解放人，它使人接触现实，使人看到事实真相，使人接触自己的时代、自己的良知。这种知识是应该为人们共有的。当然，知识也是一种力量，也有用知识压迫人的方法，这是人人皆知的。”可惜，“知识分子写作”与苏珊·桑塔格所说的“真正的知识”相距甚远，倒是与“用知识压迫人的方法”似乎相通，它除了吓唬一些无知的读者外，在这个交流的障碍越来越少的时代，谁还会因为你多用几个外国大师的名字就对你另眼相看？另外，反对“知识分子写作”唯西方是从的写作姿态，也并非张扬一种民族主义情绪，拒绝交流，而是力求使自己的任何阅读都是创造性的、批判性的、再生产的，也是能对自己当下的生活作出反应的，它与那种膜拜式的阅读有着本质的区别。我相信，只有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思想与敏感心灵的阅读、借鉴和交流，才是共享别国文化资源的正途。“知识分子写作”对待西方的诗歌资源却不是这样，这可以从他们的阅读不能使他们的写作有效地在当下的生活中展开这一事实中看出。它必然导致诗歌原创性的萎缩，结果是满足于用死亡的知识写诗，对真实的生活本身却保持缄默。
　　
　　我们知道，“知识分子写作”群体多数身处北京，长期占有诗歌界的话语霸权，进而误导着当下诗歌朝知识化、玄学化和不断向大师致敬的方向发展，造成了一种漠视具体事物和此时此地的日常经验的写作风气，鉴此，由南方编选出版的《1998中国新诗年鉴》，才有意地对从生活本身和创造性的阅读中寻找语言资源的“民间立场”的写作加以张扬，以矫正当下诗歌的某种已经完全变质的精神。《1998中国新诗年鉴》发掘了大量沉潜于民间的优秀诗作和优秀诗人，可以这样说，有不少具有非凡才情的年轻诗人，是经由《1998中国新诗年鉴》才被诗坛所认识的，它的平民立场和对生存现场的关怀，使我们看到了未来的诗歌希望。这本诗歌年鉴是第一年编辑（以后还会按年度出版），肯定有一些不足，但它对年轻诗人的关注以及所建立起来的诗歌立场对当代诗歌的贡献，是谁也无法抹杀的。然而，“知识分子写作”群体居然对新一代诗人的崛起视而不见，一些人还在批评文章中用“充斥着大量平庸之作”这么不可一世的口气加以嘲讽，可见一些人的自我中心、自我幻觉厉害到了什么地步。
　　
　　臧棣在《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一文的开头坦陈：“‘知识分子写作’……庸俗化的危险主要来自其内部，或者说，来自它的参与者的自我神话的潜在倾向。”——能说出这样的话，足见臧棣是“知识分子写作”群体中少有的清醒者之一。自我神话确实是“知识分子写作”的致命缺陷。一些持“知识分子写作”观点的人，会对《1998中国新诗年鉴》的出版如此恼火，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有力地戳穿了他们的自我神话。这种自我神话被解构之后对当下诗歌发展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会越来越显著。凭着这一点，《1998中国新诗年鉴》的价值，已足以载入史册。另一面说，这场诗歌争论已深深地触动“知识分子写作”群体（虽然他们表面上还在竭力为自己的立场辩护），我预言，不久之后，“知识分子写作”群体会收敛起他们过去所洋洋得意的观点、文风，也会重新调整他们与西方价值资源的关系，而且，一些人为了对另一些人的过度自我神话倾向保持必要的距离，这个群体最终必然彻底分化。我在灵魂里看到了这一天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