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宗泽翻译：解读顾城的《答所问》（马里安 . 高利克 著）

解读顾城的《答所问》

[斯洛伐克] 马里安 . 高利克  著

[中国]     杨 宗 泽        译

    这篇文章是我第三次回溯我与顾城、谢烨夫妇的会晤。在我此前所写的两篇随笔里，对一些问题已经做了较为广泛的探讨，但就我所知，顾城的这部手稿在此之前没有公开发表过，今天，借此机会我解读一下这部手稿中几个颇能引起读者关注的问题。作为这部手稿详情的唯一的活着的见证人，我在这篇随笔里所阐述的一些观点从某种程度上对于以后那些研究顾城著作和生平的学者来说也许能有所裨益。

                                 （一）

1992年4月25日，就在我即将动身去布拉迪斯拉发之前，顾城将这部手稿递到我的手里，这便是我的这篇文章主旨的由来。这部手稿是1992年3月22日到4月19日我与顾城以及一直在场的谢烨所讨论过的一些问题的概要。在这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不仅仅是这场讨论的发问者，譬如，4月24日我向顾城提议一起谈论一下歌德的《浮士德》、曹雪芹的《红楼梦》以及二书的作者对于永恒女性的看法。我不知道顾城的《答所问》关心些什么，我也没有直接向顾城提出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是顾城自己提出的，其中只有一个问题例外，那就是希腊神话中的那喀索斯和那喀索主义，但这就是我们讨论过的问题，有一些比较简略，有一些讨论得比较深入。

我不得承认，在与顾城、谢烨相遇之前，我对于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没有什么接触和亲近，《顾城诗选》我也是第一次见到，此前，我曾读到理查德 . 特拉普尔的一篇文章《从郭沫若早期诗歌看现代主义和外国诗歌对于中国诗歌的影响》、《举火者文学辞典》中有关顾城的章节以及后来读到的威廉 . 泰的《朦胧诗：发生在毛泽东身后的中国的争论》、米歇尔 . 耶赫的一篇短文《上帝之子与斯文扫地：中国当代诗歌的表达自我》；后两篇文章对顾城的诗歌做了一点探讨，尽管很简略。

在米歇尔 . 耶赫的文章里，我读到了菲黛莉科 . 加尔西娅 . 洛卡基于顾城的一首诗《生命幻想曲》而提出的一个观点，“一位哑童从一滴露珠里发现了声音的意象。”在这篇文章里，我还读到这么一句话，“顾城的诗里充满了一些几乎不被别人注意的小东西：森林里的小松鼠，小花，老树，或是宁可用来换钱而不用做生日礼物的花籽。”在此之前或是在读了这篇文章之后，我在著名诗人冯至（1905—1993）的作品里发现了与之相似的东西。顾城的诗《雪人》使我想起了冯至的一些佳作，其中不少篇什对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信息传递予以关注。《雪人》开头一节是这样写的：

在你家门前

我堆了个雪人

扮演迟钝的我

等你已有数载

而冯至的《桥》的结尾是这样写的：

你和她之间的距离如隔沧海，

尽管如隔沧海，

我还是不分昼夜地用灰色的砖，

架一座跨海的桥。

你不能用千万年的时间来架桥，

我只想用几十年的时间来完成。

否则，我对彼岸那绚丽色彩的渴望又有何用？

我又如何打发这漫长的生命？

顾城的另一首叫做《无名的小花》的诗让人联想起鲁迅（1881—1936）的《无花的蔷薇》，但它更象冯乃超（1900—1983）的颓废派的《凋残的蔷薇闹病了我》。

《无名的小花》是用如下句子开头和结尾的：

星光下，

野花遍地，

凋残的花蕾

散落路旁

……

无名的小花，

我的诗，

静静地开放，

在季节的风雨里，

在荒芜的人性里 ……

冯乃超的《凋残的蔷薇闹病了我》是用如下两节诗句开头和结尾的：

月亮在云层里叹息，

我在厮守的废墟上悲哀地漫步。

今夜没有疯狂的爱，

我的头因一株凋残的蔷薇而疼痛，

我为梦里所见到的一切频频叹息。

过去的岁月如同东流的水，

今夜洒落的热泪，

为我孤独的生命而伤悲，

我觉得敏感的青春期就要结束。

这里我们发现了一个回归荒诞的、神话般的诗意世界。当顾城在山东的一个小村子里用野草、粮食、枯树根、甚至凋残的花蕾和叶子以及人兽的粪便来喂养猪的那段时光里，一些小东西缠环着他。顾城的这个世界不同于郭沫若的那个太阳的世界，不同于冯至的星光下的世界，也有别于冯乃超的那隅颓废的世界；这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世界，因为它使我在晚年想起了年轻时在斯洛伐克西部的故乡和我父母一起度过的那些时光。

我从未与顾城谈及中国诗歌或是西方诗歌赐予他的恩惠，因为在我与他接触后便很快认识到他的自我意识和那喀索主义，我怕伤害他的感情。此外，我不敢确切地指认他是否熟悉冯至早期的诗，但我几乎可以肯定他从未读过被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所忽略的冯乃超的象征主义的诗作。顾城承认他受惠于如下几位古今中外的伟大作家，诸如，丹特 . 阿利菲埃里（1265—1321），拉宾拉纳斯 . 泰戈尔（1861—1941），奥迪西斯 . 埃利蒂斯(1912——  )，费德里科 . 加尔塞 . 洛尔伽，奥克塔维奥 . 帕斯（1914—1998），屈原（前343—前290），李白（701—762），李贺（790—816），李煜（937—978），《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以及曹雪芹那恍若隔世般的小说《红楼梦》。

我相信从某个地方我发现了顾城与泰戈尔冲撞后的痕迹，顾城的一首题为《逃避》的小诗里写道：

穿过庄严的岩石

我

走向海边

说:

“我懂得全世界所有的语言”

大海笑了——

让我看

会游泳的鸟

会飞的鱼

能唱歌的沙滩——

但在永恒问题上

它静默了

也许顾城曾在郭沫若（1882—1978）和郑振铎（1898—1958）二人早年编印的《新月集》里读到过泰戈尔的一首叫《在海边》的诗作：

在无边无际的海滩上孩子们相遇了，

他们头上的天空一动不动，脚下的大海汹涌澎湃，

在无边无际的海滩上孩子们相遇了。

这里，诗童顾城与无边的大海相遇，恰如二十世纪初叶的另一位诗童泰戈尔先是在黑里马弗后在阿尔莫拉遇见他那备受疾病折磨的女儿雷纽卡、另一位女儿米拉和儿子萨明德拉一样。顾城和泰戈尔都是在“至高无上”这一层面与“大自然”相遇的；不同的是，泰戈尔必须强忍住对于他的已去世的爱妻玛丽娜琳娜的回忆的伤痛与心酸而走进他的童心世界：捕捞珍珠的渔人，彩色的卵石和船；而是年已二十六岁的顾城已不再是个孩子，他衣兜里揣着钱在海滩上漫步（其时他是一个无业的、单身文学青年），他不需要怀念或牵挂他的亲属。在经历了文化革命和1979年的北京西单民主墙运动之后，顾城的脑海里装满了许多重大问题以及他对于这些问题的疑问和思考。按照舒婷（1952— ）的说法，顾城作为一位诗童或是童话诗人，尽管除了他的母语汉语以外再不懂其它语言，但面对着浩瀚的大海，他以自己能够听懂自然界的其它语言而感到自豪。大自然以独特的方式给顾城以财富，但没有为他的“永恒问题”提供答案。

                               （二）

目前，对于这部手稿中的这些“永恒问题”至今尚未得到讨论，建议读者读一下由我诠释并评点的未经校订的汉语文本和李侠的英文文本。该文本在到达我手之前没人看过，也未经校正，但可辨读，可资借鉴。

按照这些独特的问题来划分，全文大致可分四个部分。

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当代诗歌的独特性？”对于我，其他读者乃至于以后的读者来说，这是一个训示；其文笔是那样新颖、流畅。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炼狱后抢先走进新时代的伊甸园的顾城看来，诗是情感、泪水、心声和梦幻世界的自然流露。这是过渡期的一种文化征兆；而任何一位中国当代诗人都没有被提及。

第二个问题是“对中国传统诗歌和思想的看法？”这个问题顾城解答的很具体也不带有任何个人色彩。顾城在其见解中的第一句话便显示了他对于构成诗（或艺术）的最基本的东西“美”的要求——类似玉或蓝天般简约而明澈。这种美代表着中国的经典哲学。这两个领域都以“无言”为架构，或者是按照伊普 . 怀利姆的说法，顾城未必读到他的作品，尽管他的观点“无语界”与之很相似。

读过手稿，如同关注他的诗一样，你也许会发现形成顾城文化观和批评观的三个渊源明显地基于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被遗忘在空书架上”的几本著作：《道德经》，《六祖坛经》以及十二世纪的严羽写于沧浪江畔的《沧浪诗话》。

“诗如禅，亦如顿悟。”顾城的这一说法与我们在严羽的《沧浪诗话》的<诗辩>第一章里所读到的“诗若禅”是完全相近的。第二部分在深度上有所不同，严羽坚持“禅的方式在于超自然的妙悟，诗也如此。”这比顾城从慧能的学说中所摘取的“灵感”这一概念更具广义性。

但，也有一个例外，与力图说服诗人们师从汉魏和盛唐的大师们的严羽不同，顾城不欣赏三国和晋代以前的诗歌。那时候，中国离开了“参悟”之道，社会黑暗，人性迷失，世人普遍地为不可避免的死和不能永恒的生而担忧。对此，我可以引用被翻译成英文的《古诗十九首》中的一首来作为例证：

死者已去，我们不能与之交谈，

活着的人犹在，应该得到我们的爱；

离开城门回头一看，

只见眼前荒丘一片。

旧坟成为耕地，

千棵枯杨悲哀地叹息；

苍凉的北风，令人伤悲，

我想骑马回归家园，

却找不到回家的路。

曹操（155—220）的一首诗对于短暂生命的忧伤是以汉朝末年成千上万死于战场的士兵的生命为基调的：

对酒当歌，

人生几何？

套用顾城的个人体悟，真正伟大的诗是自佛传入开始的，尤其是自以慧能为代表人物的南派禅宗的出现开始的。

顾城诗歌语言符号的最高境界似乎属于中国东南部的张若虚（660—720）。盛唐之前，张若虚活跃在诗坛上，而严羽的《沧浪诗话》中没有提到过他。1992年，顾城曾两次特别地提及到张若虚，第一次是在他的一篇未经简析的随笔里，第二次是在此后不久我俩关于《浮士德》、《红楼梦》、《女儿性》的讨论中。

在那篇随笔里，顾城从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里引用了两句诗句：

鸿雁长飞光不度，

鱼龙潜跃水成文。

这两句诗，W . J . B 弗莱特切的译文如下：

野天鹅和鸭游过，

没有从天空中带走光，

渔船和龙舟在水面上驶过，

      激起阵阵涟漪。

以下二句由他人提供，在前二句的前面：

谁家今夜扁舟子，

何处相思明月楼？

译文如下：

今夜，谁乘着小舟在水上漂泊？

在月光下的哪座楼台上

      他思念他的心上人？

鉴于在这篇随笔里所引用的张若虚的诗句与顾城的渴求解脱的心绪相吻合，那就是解脱了“那种对于生命本身最大的嘲弄，相反，它更接近生命本身的渴求。”所以，在我们的对话中，这首诗里的皎洁的月光下的春夜景色，从月出到月落这一整个时空被描绘的梦幻般真切，最终，唐诗里的这一美妙境界变成了贾宝玉和林黛玉这两位纯情人物的心性。

为什么《红楼梦》里只有贾宝玉和林黛玉这两位“受洗者”呢？我想应该读一下这样的句子，“昨夜又见花落，春已半老，没有人来看我。”从这里，我们分明可以看到，顾城依旧在期待着他的那位永远也不会有结局的情人英儿的归来。

对于顾城，解脱恰恰意味着精神和肉体生命的暂时的愉悦的背叛，倘若在大观园里或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性活动和亵渎而著称的加利福尼亚伊甸园里，尽管两者有很大的不同，我想，顾城也许会赞同阿尔伯特 . 艾丽丝的“只要有快感，我就干”的关于性的观点，或是理查德 米尔纳的“为性欲鼓掌”以及美国爱与性解放和精神革命期间的许多性理念的（也许不是全部）。

严羽在他的诗歌论著里从未提及过王维（699—759），而顾城在品赏李白（701—762）的《相思》和《独坐敬亭山》这两首诗作时，给与王维和李白同样的敬意。顾城认为，在中国古代诗人中，最具恻隐心的莫过于李煜，他在手稿中写道：“在今天的现代社会中，我们阅读李煜这位几乎与其他所有中国古代诗人相反的诗人，其虽也知佛说，更十分好色，只是受了惊吓，才退回到自己艳丽的梦里。这种方式多少有点天真无邪，他不作如是达观，涂抹近在眼前的生死，相反，移情于梦，做了一个流水落花之后的天上人间。”

顾城纯粹成了中国古代诗歌和古典文学的辩护士，至少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是这样，《红楼梦》，尤其是大观园里十二金钗争赋即景诗以及她们那几乎与外界老年男女断绝来往的日常生活的那些章节，顾城到了耳熟能详的地步；“大观园的门一打开，”顾城写道，“它里面就具有对现代诗歌灵魂匮乏的补偿。”（摘自顾城的《李煜之死》）。从这里，我们才开始意识到春江夜空上的那轮明月已经完全变成了纯情的、至高无上的女儿国。

当被用作传达思想情感的工具或是诗歌的一套表现手法时，禅宗显然是被严羽曲解了。斯蒂芬 . 欧文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到，“根据一代又一代文学鉴赏家的观察，多少个世纪以来，严羽的观点被看作他对于禅宗的曲解（同时也是他个人见解的守卫者），他的关于诗与佛教戒律的类比在当时已经很平常，甚至是毫无意义。”然而，直到今天《沧浪诗话》还让人讨论得越深困惑越深、越乏味。异变这一说法是由一位对于中国传统诗歌最具权威性的专家提出的，这与顾城对于禅和严羽的态度很相合。是的，这就是体悟的要点，它听起来很动人，但却是对于严羽、禅宗大师慧能乃至佛的曲意误解，有一种东西被从整体中抽出，被放进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整体里。在我们的交谈中，在引用张若虚的上述诗句的时候，顾城把中国的佛性、佛教与纯情的处女身份溶合在一起；自然，这是他自己的诠释。我不想被认为是不懂，我极力向顾城阐明，严羽只不过是借此向人们推介他自己的诗歌观念罢了，对于“纯情的处女身份”这一现象的关注的极点取决于他内心的信仰：“大自然优雅而纯净，从强制性处女身份中产生的自由与禅宗学说、语言的诚实以及发自纯情的自然表达是一致的。”这使我想起孩提时代早晨起床后听到远处传来鸟叫时的情景，那声音是那样清晰，象悬浮在宝塔一隅的韵律，给我送来一种芬芳的心绪，甚至能够让我感觉到无形的风，它们象《红楼梦》里的怀旧故事。

顾城被曹雪芹的巨著《红楼梦》迷住了，他最后的作品《英儿》便是不无瑕疵的回应。

在回答第二个问题时，顾城用下面一段文字曲折地提出了他对历史、理论以及中国传统诗歌的批评的独特见解：

“面对着历史悠久和不断更替的中国诗歌，对于时间、诠释、评论或者对于如此纷纭复杂的生命的评价我是眼花缭乱的，我只看见季节之光自由而完美。

我唯一的收获就是静静地观察而不将其捞出。”

顾城是现代中国的那喀索斯，他自信而有目的地从一切方面寻求自己的影响，包括诗歌和哲学。

第三个问题：“你在诗歌语言方面大致可分为几个阶段?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变化是什么？”这个问题是顾城提出来的，而不是我。正如我在悼文中所写的“顾城、谢烨，两位早逝的中国诗人”，我曾于1992年4月19日复活节那天告诉顾城，“我不想对你多说你的诗集《水银》（写于1985——、1988）对于我是不难理解的，我对于你的诗歌的梦幻手法和近似孩童般的思维习惯的最初定位已经开始显露其瑕疵。这本诗集是你诗歌发展的一个台阶还是你开辟新路子的一次尝试呢？正如你所必须明白的那样，对于你的同辈人来说，这是不可接受的。”

在这部尚未解析的手稿里，顾城的确注意到他的诗歌发展的“分界线”问题，他写道，“我与语言的关系大约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其分界线大约在1985年前后，此前，我主要写抒情诗。”

我赞同顾城给自己早期诗歌所下的定义：属于将心中的“天籁”变成心语“自然自发地写作”那类。我也基本同意顾城对于自己1974—1985年间使用的是从“孩子的梦和童话”到“布林的荒诞故事”这一表现手法的自我评价。

更让人感到困惑的是顾城1985年以后的诗歌发展，那时他似乎已经进入他的第二个写作阶段。那时，他被指认“发现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奇特现象——语言在扮演自身角色时如同溅落的水银，可以向任意的方向流动或者化为气体。”尽管顾城关于诗歌语言的观念如同“天籁”一样有吸引力，但我们也许更同意任何一种语言“可能象流水一样美，只要它能够从约束中获得自由。”很难确认这是否如同顾城所断言的那样，或者仅仅是发自精神分裂状态的个人幻觉。“听觉的幻觉是一种常见症候，噪声、音乐、单词、短语或是长时间的交谈都能够引起它的发生。”（摘自《关于精神分裂》）。那么，诗作为半痴妄状态下的精神产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不少诗作的确是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写出来的）为何不被看作伟大的有价值的艺术品呢？部分地因为我在语言表达方面的贫乏，我只有将这个问题留给那些更有能力的专家来解决了。

顾城对于第四个问题也是最后那个问题“你对西方当代诗歌有何看法？”回答的很简单，他所提及到的语言障碍问题恰好是他对于自己不懂外国语的认可，尽管他喜欢读别人翻译过来的外国文学作品。在我们会晤期间所涉及到的文学问题，比较深入探讨过的只有歌德的《浮士德》和里尔克的诗，而且都是由我引入话题的。

我离开柏林后，顾城似乎失去了他的惠师，在那里他再也找不到一位能够和他一起谈论文学和哲学的伙伴了；并非在德国或者世界上其他国家或地方找不到这样的人存在，而是他们没有准备或是不愿意在这样的交流中充当他的合作者，因之，好多问题顾城不得不自己去解决，以便与这个世界“和平共处”。这种冷漠、甚或是理智的接触与交流的缺席使顾城只能更加难堪地“等待死亡”。

顾城通常不提出问题，至少在我面前是这样，但他所谈及的问题总是不易回答，对于不太熟悉他的人来说尤其是这样。譬如，他谈到“无为而无不为”这一问题，换言之，这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道”。1992年3月22日我俩第一次见面时，他曾极力地与我讨论过这个问题，这与他倾心写作的重要哲学著作也可称之为比较满意的随笔《没有目的的我 . 自然哲学纲领》有关。1993年6月12日—13日，顾城与沃尔夫兰格 . 库宾教授就这个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讨论。

据我所知，1992年6月16日在伦敦大学举办的“中国现代文学研讨会”上，顾城宣读了他的《我在等待死亡的声音》（该文主要描述了他所听到的幻觉尤其是我们已经分析过的他的诗集《水银》里的那种“滴的里滴”声。）此后，顾城再无什么较为重要的文字或是批评小品发表。

对于顾城最后几年诗作《水银》集的艺术品位的理解，我不敢表达我自己的文学批评观点，它必定会成为对于中国当代诗歌更有研讨的博学的专家的专题论文。

在顾城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的文学观和批评观发生了最后的变化。写完《鬼进城》后，死亡、谋杀和狂妄在他的人生观、世界观、诗歌以及杜撰故事里越来越凸显了其本质。1993年7月10日在法兰克福他做了自称为“自然哲学”或叫“纯哲学”的演讲并称受到了入会的哲学家和神学家们的热烈响应后，顾城开始把研究的焦点聚集到“既杀人也救人”的毛泽东和《西游记》中的孙悟空身上。顾城似乎认为，解脱对于他不再意味着逼近“生命自身的渴求”—— 如同在贾宝玉和林黛玉那样的“纯情人物”的头脑里和世界里显露的，而在于孙悟空对空空如也的生与死、注定的生与死乃至追杀或赶杀的领悟；上面所提到的这两位正是这方面的行家。顾城面对国际听众所讲的《死亡的甘美》指的是自然的死和他人引起的死，并搬出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做其理论渊源或支持。这显然是很荒唐的。我不能理解的是到场者为什么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是翻译的不到位？或是印出后的文本与提交会议并在会上宣读的文本有很大差异？

1992年7月7—8日，万圣节，在我离开柏林一个多月后，在那次法兰克福会议一年多前，库宾夫人张水子在伦敦与顾城夫妇相遇，谢烨曾向她透露了在此之前他们的朋友们曾未听说过的一件事，“我们经常与死亡面对面，我们的方式就是死亡的方式。”

两者的方式都是死亡和自杀的方式，这种在我与他们相遇之初的交谈中便早已显现的报复与渴望，在我看来，至多象是透过春江夜空上的浓云射来的一束一闪即逝的月光。

（该文马里安.高利克教授用英文写成，是研究顾城诗歌和生平的一篇重要的文献，曾于2000年8月在欧洲的一次“国际当代汉语诗歌研讨会”上宣读过，后由杨宗泽翻译成中文并在2001年8月出版的《国际汉语诗坛》第22—23 合期上发表。）

马里安 . 高利克(1933—  )：斯洛伐克著名学者，汉学家。1953——1958年在布拉格的查理斯大学学习汉语和远东历史学，毕业后来北京大学攻读汉语言文学硕士，1968年获得慕尼黑大学博士学位。1960年后，先后在东方和非洲研究院、斯洛伐克国家科学院以及布拉迪斯拉发的卡蒙里斯大学任研究员或教授。1989年起，兼任中国上海师范大学顾问教授。马里安教授在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方面成绩卓越，曾译介过郭沫若、冯乃超、何其芳、冰心和顾城等现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另有10多部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或批评以及东方文化研究和东西方文化比较方面的著作出版。马里安教授经常应邀来中国出席文学方面的研讨会或讲学，2007年8月，75岁高龄的马里安教授不惧高原缺氧，欣然应邀赴青海西宁出席由青海省人民政府和中国诗歌学会联合举办的首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并在开幕式的文化高峰论坛上以汉英对照的方式发言，受到入会的各国诗人的赞誉。

    杨宗泽，笔名:瘦路，山东平度人,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外文系英美语言文学专业，中学退休教师，无党派，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后意象主义诗歌流派代表性诗人之一。1999年12月被美国世界作家艺术家协会评选为1999年度最佳翻译家。已有诗集《浪漫季节》、诗歌翻译集《贺敬之短诗选》《吉狄马加诗选》《桑恒昌短诗选》《伊曼纽尔·马休诗选》等32种著作在国内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