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董辑《什么是诗歌,什么又是垃圾》中作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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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董辑<什么是诗歌,什么又是垃圾>中作客

作者：杨然

凭了董辑一句《诗刊》青春诗会“91年只有一个雨田 ，一个逐渐淡出的杨然，一个后来的杰出小说家阿来，可以一提”，我进入了董辑的文章《什么是诗歌，什么又是垃圾》，不请自来，在那里作客。我不认识董辑，这回偶尔打从网络走过，途经他的文章，才知道了他的大名。在他的文章中浏览，觉得有趣，便在那里多呆了一会，也有话说。
　　俗话道：“站客难打发”。而我是个过客，不论对诗坛，还是对人生，我都匆匆路过，很好应付，在那里欠债也罢，赊债也罢，权当酒后吐真言，一醉方休，也一吐为快。然后，抽身离去，不亦乐乎？
当然，我到诗人那里去做客，历来有个个人恶习，那就是：翻来覆去只在四件事里转圈圈：一是说梦，二是说酒，三是说诗，四是说女人。受不了的诗人，可以趁早离开，免得耽误，浪费了青春。就算剩下我一个人，我依然陶醉自如。

　　董辑的文章是针对《诗刊》社“青春诗会”批判而发的，洋洋千言，蔚为壮观。他（“他”字在这里亦可以包含“她”字在内，因为我不知道董辑是男的还是女的）深深感触“公元1980年，在恶梦中痉挛了近百年的古老的东方龙，开始试着从早已被冷汗浸透的肮脏的卧榻上爬起来。一时间，万象更新，一整个民族都面向着太阳，呼喊着痛苦的嘶哑”，同时浩叹“文学成为热点，诗人成为明星”，于是乎“全民的启蒙运动龙卷风一样地滚动在古老神州破碎不堪的身体上。一只已老了五千年的千疮百孔的凤凰，终于决定在烈火和耻辱中涅磐了”。
　　但董辑并没有从凤凰的涅磐中获得生命升华的喜悦和前程无量的快感。恰好相反，他从中惹了一身怒火，在那里熊熊燃烧。作为过路人，我在烟火之外偷闲一乐，借着高温热一碗土酒，恶毒也罢，甜蜜也罢，反正都得吞下，实话实说，然后赶路。
   下酒主菜当然就是董辑批判的《诗刊》青春诗会。

　　董辑用筷子指着《诗刊》说道（当然，这个动作是杨然想象的，下同）：“《诗刊》社适时发起了一种老派的文艺聚会，并煞有介事的命名为青春诗会。从1980年开始，这桌体制内诗歌的满汉全席一摆就摆了17年，这是一桌什么样的诗歌盛宴呢？它是否能代表汉语这世界最早最古老的诗性语言现阶段的诗性水平呢？它有否玷污了青春这妙龄少女一样鲜嫩的名词呢？”
杨然猛扯一口老酒，如实道来：“对那届青春诗会，我是羡慕的。”
董辑连连摇头：NO、NO、NO！
　　他说：“第一届青春诗会举办于1980年。参加人员有17人，朦胧诗的巨擎顾城、江河、舒婷、梁小斌、徐致亚、王小妮悉数在内，按理说可以代表当时中国诗歌的最高水平了。但再看一下这些名字，叶延滨、杨牧、梅绍静、陈所巨——中国官方诗歌或曰体制内诗歌的实力人物及代表性人物——后来的发展也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顾城、徐敬亚、梁小斌、江河等一干人益发的边缘化，而上述几人却青云直上，吃着香喷喷的诗饭，进行着不伦不类的分行废话练习，先后风光于编辑，主任、付主编、主编、编委等各种狗屎一样的权利转椅上，看来，青春诗会是为这几个人开的，而朦胧诗的那几个，倒像是一时失误，造成的错选。”  
　　杨然道：“我倒觉得，第一届青春诗会，顾城、江河、舒婷、梁小斌，肯定都是中国优秀的诗人，他们开辟了中国现代诗歌的一些重要领域：内心世界诗、朦胧诗、女性抒情诗、历史题材诗、个体体验诗，等等。以梁小斌的诗为例：《雪白的墙》和《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下面是杨然的看法：“妈妈，/我看见了雪白的墙。//早晨，/我上街去买蜡笔，/看见一位工人/费了很大的力气/在为长长的围墙粉刷。/他回头向我微笑，/他叫我/去告诉所有的小朋友：/以后不要在这墙上乱画。”这首诗刚刚发表时，给整个中国诗坛不小的震动。它给读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阅读喜悦。墙，在当时的国人心目中，一直书写着大红大紫的标语、口号，帖满了大字报和小字报，或者画满写满了各种“很粗暴的字”，“多么肮脏”。梁小斌重新为墙命名，最重要的是为浮燥的国人找回了童心：爱  美，诚实，捍卫生活的一切美好，这就是让墙重新回归“雪白”。这首诗的象征意义远远超过了“雪白的墙”本身。诗用童心和童贞写成，语言朴素、自然， 打动了所有怀有热爱生活之心的人们。这对刚刚摆脱动乱岁月进入新时期迎来思想解放的国人而言，其诗的突围和开拓意义，是划时代的。《雪白的墙》让中国诗坛找到了自己丢失的童年。整首诗读起来亲切、优美，对饱经假、大、空语言毒害的读者界，打开了一片清新的蓝天。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那是十多年前，/我沿着红色大街疯狂地奔跑，/我跑到了郊外的荒野上欢叫，/后来，/我的钥匙丢了。”这首《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同《雪白的墙》一起， 给当时的中国诗坛扔下了一枚重型炸弹。一时间，题为“中国，我的ＸＸ丢了”的诗作铺天盖地，风起云涌席卷而来，证明了这首给当时的心灵追求与精神渴望带来了怎样的影响。1979年是中国思想解放最为活跃的一年。那时候，祖国空气之新鲜，真正是自由无比，万花齐放。在这百家争鸣的难能可贵的时代，诗人却开始静静地思考那丢失的一些最简单也最珍贵的东西：童贞、诚实、爱、美、自由与家园。他“沿着红色的大街疯狂地奔跑”，为的是找到那把回家的“钥匙”。没有这把“钥匙”，他就无法回到那些需要“打开”的一切：抽屉、画片、诗集，等等。这首诗与《雪白的墙》的相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象征性很明显的诗，“雪白的墙”象征美好，“钥匙”象征回归。不同之处在于：“墙”是写给妈妈的，“钥匙”是写给中国的，前者在于捍卫，后者在于寻找。但都给当时思想解放的中国诗坛，带来了永久性的启示与诗意的新开拓。“苦难的心灵，／不愿再流浪了，／我想回家”，成了一代人的心灵象征。这首诗的语言与形式都很自由， 同《雪白的墙》一样，散文式的外貌下，是极度诗化的文字选择。达到了每一句每一字都不可替代的境地，确实是风格独特的佳作。

　　如此，我对第一届青春诗会充满了敬意。其中更重要的原因，是里面还有一个顾城。
　　2003年，我写了一篇《十年前那只蛐蛐儿》：怎么也忘不了十年前那只蛐蛐儿。那是寒露后第一个周末之夜，如往常一样，我放学归来， 独自喝了点酒，以此纪念一天工作的结束。“妻到邻家打牌去了／女儿到表姐家欢度星期天／就剩我一个人，在家看电视”，我在那夜的诗中写道。看电视是在里屋，与此一窗之隔的是外屋，与外屋一窗之隔的便是冉义偏僻的后街了。电视看得正起劲，突然从外屋传来了分外明亮的蛐蛐声。那蛐蛐声确实惊人，仿佛从天而降，经受着某种打击，便突然迸发了出来。连忙跑到外屋去看，那声音应来自压水井角落。因为没有点灯，那恰好是外屋最黑暗的地带。蛐蛐声越叫越明亮，仿佛一把冷冰冰的野火在不依不饶地闪烁。越叫越起劲，一浪高过一浪，我一下子就激动起来。我回到里屋，关掉电视，对蛐蛐写道：“这世界还有几人记得你／什么时候潜到我地下／正当我看《印度之行》入神／你突然发出了醒目的叫声／一下子通亮我的神经，通亮全身／这房子一下子好静／又一下子好空／我无法拒绝你这惊魂的声音”。
　　这确实是惊魂的声音，我也不知道从哪里着了蛐蛐的魔力，在那里听得惊呆了。《诗经》道：“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看来蛐蛐与诗歌是通灵的，远在古代就浸入了我们先民诗歌的血液，我不过从地下汲取了他们遗留的养分，得来只是意外和陡然罢了：“来自隐秘角落的自弹自唱／冥冥地下的孤零零之音／如此出色，如此激越／如无人之秋的深夜／那是旅行者无法顾忌／思念故土思念季节的心音／这样急急切切吐露出来／一下子把我叫回古代，叫回诗经／叫回甲骨上还没有脱掉虫形的汉字／我是听得如此真切／莫名其妙就掉下泪来”。这感觉是独特的，也是唯一的。在我三十五岁生涯中，蛐蛐声是没有少听，但打动我的却只有这次：“仿佛一个人在月球上行走／突然有人在夜空中叫我的名字／三声九声，几十几声／叫我听到了鬼气诗人之声／灵气诗人之声／昆虫气诗人  之声／听到了深远而又孤独的内心”。
　　那蛐蛐的叫声使我如鬼如神，只觉得这世界哪里不对劲了。于是写道：“是你叫我，蛐蛐／叫声就和千年前一样／叫声浸透地表，浸透纸背／今夜你突然这样急急切切叫我／你这样叫我有什么事情／我渴望预知，却无法预知／我一下子想到了李贺，想到了顾城／想到了所有地下诗人和海外诗人／其实你最该叫的，正是他们”。这是真的，“我一下子想到了李贺，想到了顾城”。 想到李贺，是因为三年前我在梦里见过他，白脸黑衣，来去匆匆。风尘仆仆路过斜江村，说是来见见朋友，却连酒也没喝一口，打一头就走了。这事后来我写进了《怪客》，在青春诗会发表。想到顾城，是因为他热爱昆虫，独创了一整套属于他自己的童话诗歌。想到他们，是自然而然的，潜意识的，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
　　于是“我要想什么就想什么／我想抽一只已戒多年的烟／我想饮一杯刚刚饮过的酒／而最想最想的，是写一首诗／我也渐字渐句潜入了这首诗／潜入了最遥远的河水和洗衣声／最遥远的文字和星星／一生中我难逢难遇这样激动／我再也无法拒绝这一只不灭的蛐蛐”。写完诗，我神情怪异，举止张狂，因为我无法明白我为什么要如此表达。三天后，收到了诗友席永君来信。 他告诉我：翟永明接到了海外诗友电话，说是顾城已于１０月８日在新西兰自杀。那正好是蛐蛐声在我小屋发生前一天的事。于是悲从中来， 骑上自行车，赶往十里外的邮电所，给顾工发去了一份唁电：“十年前我读顾城天下诗心归童心，十年后我哭顾城地上诗神返恒星。顾城永生谢烨永生。四川杨然泣语。”我当时还不知道顾城与谢烨发生了事情，所以那“泣语”是真实的。
    我与顾城是通过书信认识的。 那时我在乡村办油印诗报《行云》。我给他写信，请他支持。他很快就寄来了他和谢烨的诗作。不过他一直没说谢烨是谁，只说是“一位朋友”。后来《舒婷顾城抒情诗》出版了，他签名送了一本给我。1985年5月我到北京，在民族饮店《诗刊》茶话会上见了  顾城。他说：“很高兴在北京见到了两个朋友，一个家新，一个杨然”。当时我们几个邛崃诗友正在创办铅印《晨》诗刊，他给我们寄来了“愿《晨》永远新鲜，有歌有梦”的祝词。第二年，《星星》在成都举办十佳诗人评选活动，我再一次见到了顾城。这两次与顾城握手，我都引为自豪。两次都有谢烨同行，可见他爱她之深。
　　后来关于顾城之死说法多了。我伤感不已，写了《你走向那棵树》来纪念他。不知不觉就十年过去了，但我对顾城的热爱，不减当年。每每行走在乡村路上，一听到蛙鸣、鸟语、虫吟，潜意识中不免就多了一份心思，认为那其间都不免有顾城的生命。他是那样热爱昆虫，热爱诗。十年前那只蛐蛐，会不会是顾城派来的，也真说不清了。
   
　　第一届青春诗会，确实因了顾城、江河、梁小斌、舒婷他们的存在，而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留下了非常浓重的一笔。我曾经幻想在斜江村请李贺喝酒，请顾城来看昆虫。这两件事，看来今生今世是完不成了。只好在诗中来完成。我为李贺写了首《怪客》：“怪客！/你今夜打我门前经过/不进来小坐小饮么/我就是那棵会笑的花下人/你的密友或亲朋//都哭过铜像/你哭得更远更长/从长安到洛阳/从大唐，到如今/我始终在十字路口/逛一个圆圈//人人畏敬的墓地/是你灵感的景色/墓碑投影才华的光辉/鬼来了，蛇来了，妖气来了/都敌不过你的笔/你的天河一梦/海如瓶水，地如纸飞/你的怪异/恰恰是对人世病态的叛逆//怪客！/你今夜长发狂须，白脸黑衣/打我门前走过/就算我处在太平间也该来坐一坐/或饮或睡/倾尽我的所有的杯/只想故乡雨打的咳嗽之夜/芙蓉花又大病初愈般开放了//你听我询问/铁如何亲，珠如何叫/凤凰如何饮泣/龙如何戴起镣铐/你也一定知道屈子如何古典/渊明如何深奥/你也听如何探险/又如何创造//怪客！/你今夜打我门前经过/不能不说我与诗之有缘/你来，我且以新豆陈酒/给你让坐……”。实际上我与中国许多诗人的会面，都是在诗中或在梦中才完成的。包括这次在董辑的文章中作客，也同样如梦。
　　董辑早已不耐烦了。他脸上的不屑，仿佛在说：你唠叨了那么多，还有完没完？又是来为青春诗会唱赞歌的，腻了！再这么唠叨下去，谨防我下遂客令了。
　　我向他端起了土碗，把碗里的土酒晃出了几颗，说：“难得来做一次客，即来之，则安之；即安之，则乱说之；即乱说之，则时不待我，我不待人，你听也罢，不听也罢，我只要酒碗在手，权当向全世界诗人发表讲话。嘻嘻，你可不可睁眼一只，闭眼一只，且当这一回听之任之？”
　　董辑知道，与其让别人对全世界诗人发表重要讲话，不如自己先讲为快：“再说那几位，也并不能全面代表朦胧诗的真正水准。据说北岛将这一公费派对公费旅游的机会让给了当时更能被大众和社会及时代所接受所需要的泛启蒙泛英雄泛伤痕的抒情面目鲜明的江河。看来‘老木头’北岛的这一选择完全是下意识潜意识的，是一个真正诗人的直觉和良好习惯使他打出了这一拒绝的手势。再说舒婷女士，她是朦胧诗一代诗人中最大众的一位，她和主流诗歌、‘传统’诗歌的距离最近甚至有些‘血肉相连’。她的诗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民众诗歌，缺少足够的先锋锐利性和诗艺上的探索色彩，她的入选理所应当。徐敬亚的入选是因为他的言说和滔滔的激情，他当时的诗和‘传统’诗歌的区别也大不到那儿去。顾城的天才也有一种大众性，是一种接纳的天才，而不是多多那种排他性的天才，是一种拒绝的天才。至于梁小斌，他永远都是一个合格的出色的抒情诗人；而王小妮，当时还非常模糊，她后来的创作告诉我们，她当时的创作可以被忽略不计或当成一座大厦的品质优良的地基。”
　　我端出了我的《我所使用的诗人辞典》，在里面取出几碟辞典来，供喝酒时高兴，也算在董辑的文章中取乐，这个个人恶习，我将在本次做客过程中多次重复，受不了的，敬请远离：
　　“吃吧，第一个词汇是北岛。北岛：现代诗魔巨头之一。遭千刀杀而又杀杀不死的批判现实主义诗人。但人们更喜欢称他为朦胧诗人。 其作品《宣告》、《回答》、《结局或开始》、《迷途》、《彗星》等等先后问世，砸烂了中国传统诗人的饭碗。象征整整一代诗人的觉醒。同他齐名的还有食指、芒克、严力、多多等。代表作为不是白日梦的《白日梦》， 对八十年代天下朦胧诗泛滥摹仿者汹涌负有直接责任。”
　　“第二个是顾城：童话诗人。梦幻诗人。生命诗人。花朵诗人。昆虫诗人。如果说舒婷享够了朦胧诗人的甜头， 那么顾城则受够了朦胧诗人的苦头。不朽诗篇有《一代人》、《生命幻想曲》、《颂歌世界》等。活着的时候是个永远也长不大的孩子，最后走上了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式的末路。”
　　“第三个是江河：现代诗魔巨头之二。甘于寂寞，甘于忘掉诗坛而诗坛却忘不掉他。名篇有《让我们一起奔腾吧》、《太阳和他的反光》等。音乐为伴，不知行踪。 是一个对‘大诗人’称号感到有愧而又不应该有愧的现代诗人。”
　　“第四个是杨炼：现代诗魔巨头之三。当代汉诗中的诺日朗。使陶罐重见天日，创造新水、新火、新木、新土、新金、新风、新云、新雨，自成汉诗新天地。史诗之魔。著名易经诗翻译。 长发纷披。身兼贵族。系诗界青铜石器集大成者。对天下大量史诗抄袭者负有直接的诗歌责任。
　　“第五个是舒婷：现代诗护士兼接生员。集城市青年情思于一体。会唱歌的鸢尾花。享尽朦胧诗人甜头。已化为现代诗歌风景线上的神女峰，远看又像一棵橡树侧旁的一棵树。 对天下无数‘美丽的忧伤’的重复负有直接的诗歌责任。”

　　看得出来，董辑是个对自己言论负责的人，他跟我恰如一个在过独木桥，另一个在走阳关道，所谓井水不犯河水，各说各的，非常流利。
　　他说：“首届青春诗会还有这样几个名字。张学梦、高伐林，两个现实主义诗人，其实从来都不是诗人或者说和五、六十年代的新中国诗人毫无区别；徐晓鹤，他后来的创作说明他的才华和语言能力更适合小说而不是诗歌，他后来的经历说明，他的人生更属于生活而不是文学。孙武军当时在‘青春的性压抑’中写过几首‘手淫’式的诗歌，随着‘性饥渴’的缓解，他的荷尔蒙和里必多就一下子相形见拙甚至消失无踪了。”
　　“至于才树莲，最年轻的农村女孩，当时的邵燕祥们还渴望发现一个新的王老九吗，典型的五六十年代的文艺作风和文艺眼光；常荣、徐国静，他们选出的三位女孩连上路的能力都没有，更别说在路上或者有所寻找有所发现了。这就是首届青春诗会，所谓的中国诗歌黄埔第一期，17个人中有6个真正的诗人，有4个真正的‘国民党反对派’，其余的全可以变成一串长长的省略号。”

　　我非常喜欢跟真正的诗人在一起鬼混：喝酒、打牌、东游西荡。有一回我在龙池参加一个笔会，晚上喝酒后，在舞池里见人就一拳，然后飞快旋转而走。第二天早晨，他们说：“杨然在学校当校长太压抑了，所以一到了诗人圈子里便忘乎所以，所有跳舞的人都挨了他一拳！”我听后，笑嘻嘻不提。
东北诗人真正到斜江村来过的只有杨春光。他于1998年春天来到冉义，在我这里住了28天。

　　此刻，在董辑身上，我多多少少能够想起杨春光的一些影子：坦诚，忠实于自我，不屈于任何权威，对中国诗歌的热爱超出了一般诗人的智性和理性。我还想起了东北的另一位诗人姜红伟，他对中国诗歌的热爱，也是非同凡响的。我之所以想起他们，是因为我也是对中国诗歌充满非凡之爱的人，心里有啥说啥，不怕别人笑话。如此，我又很顽固地说了一句：“不论怎么说，第一届青春诗会肯定是值得记取的！”
　　董辑很鄙视地瞟了一眼：屁！
　　我依然我行我素：“真的，我的《怀念最初的诗人》，恰好就是给这些诗人写的：食指、芒克、北岛、舒婷、顾城、杨炼、江河，这里面正好包括了第一届青春诗会的几位诗人。”
那是几年前的诗了：
　　“无言的路已经无声无色/二十年前的声音，二十年后的坟墓/谁能料到彩虹也会生锈/星星会坠落，远方会憔悴//激情曾经一度哺育过中国/最初的诗人，最初的天空和大陆/鸟影争议着每一个黄昏/翅膀商量着每一片森林/美梦归港湾，愤怒归大海/诗人兴奋在每一个早晨”。

　　在这里，我要向他们朗诵我的这首怀念之作：“最初的诗人烟消云散/遥远的亲切，疼痛的怀念/谁能料到北极光也会漂泊/山峰在苦闷，雪夜在沉默/无言的路横躺在我的家门口/谁还爱来同我畅饮乡村的酒//怀念最初的那些诗人/渴望生活，也影响过生活//整个中国倾听过他们的声音/他们的愤怒和美梦/激情曾经感伤过中国/也照耀过中国，也奇妙过中国”。
　　确实，“谁还爱来同我畅饮乡村的酒”，一时间成为我在中国寻找诗友的一种标签。在我的默默期待中，他们都来了，先先后后来了，好多好多诗人，来自祖国各地，来自四面八方：廖亦武、席永君、雨田、阿来、万夏、宋炜、林珂、杨黎、石光华、陈小蘩、杨春光、凸凹、李龙炳、王国平、雷平阳……在这些到来的诗人中，我为他们其中好多的人都写过诗。在文中，我要请出多少年来同我一起饮过酒的那些朋友，包括那些参加过青春诗会，诗又写得好，关系又好的那些朋友。
　　董辑显然只对自己的观点感兴趣，他总结着第一道菜道：“这首届官方诗歌满汉全席，充满了错选、误判、糊涂和黑色幽默，充满了可笑的似是而非和标准。可以这么说，首届青春诗会，这桌满汉全席的垃圾品质就已毕露无遗。几盘做工精美的朦胧诗菜挽救不了整桌宴席的狗屎属性。
   “看着吧，话刊社的诗官老爷们以历史的名义错过了多少真正的诗人——北岛、朦胧诗人中最难挑出刺儿来的大师；食指——个人品质先锋诗歌的第一个上路者，第一个背朝太阳走向荆棘和沙漠的先驱者；多多，汉诗中少见的语言天才，中国诗人中最具伤害性的排他的天才；芒克，最有诗人气质的本色生命诗人，昌耀一个自我的诗性歌唱者和诗性生活者……更别提黄翔、昌耀这两个一直咀嚼在专制的狗牙齿之中的命运的流浪儿了。黄翔的激情，他的成熟的诗艺；冒耀的化万物为诗歌为最诗性的汉语的能力，多么出色，多么令人胆寒，这岂是叶延滨的矫情到今人起鸡皮麻疹的《干妈》和杨牧的苍白单调的分行散文《我是青年》或者梅绍静的气嗓信天游所能望其项背的。但这就是中国诗歌，体制的漏勺专门漏掉精华剩下渣滓，从来都是这样，登堂入室者必须被抽掉脊梁，而有骨头者只能在荒原上流浪，永远都是这样，永远。”
　　我拣着想象中的大鱼大肉，快嚼猛吞。
　　因为董辑提到了芒克，所以我就想到了芒克。我在我的《生命之树常青》第24则有着如此记载：“一九九九年，廖亦武和宋玉结婚。酒席上，得知我和廖在小学和初中同班在高中同校同级，芒克吃惊，以为在中国在同一个班上同时出两个诗人，真不容易。为此他大干一杯。干后，我对他说：你还得为我再干一杯。他问为什么?我说：中国还有一对写诗的‘双胞胎’。他说是吗?石光华说：是的，因为我和杨然同年同月同日生。芒克又惊，于是又干了一大杯。每杯三两，白酒。”那次会面，我对芒克说：“你是中国当代诗最重要的开路人之一。你，食指，北岛，最早在中国当代诗开出崭新的路来，远远走在了时代的前面。”那次会面非常愉快。后来宋玉说：“杨然和芒克的合影，是照得最好的！”岁月真的飞快，廖亦武和宋玉到斜江村来游玩的事，一晃已经十一年了！听说他们已经分手了，我真的难过了好久。廖亦武跟他第一个女朋友来冉义，是1982年的事。1 987年我去过一趟涪陵，在那里见到了他的美丽的妻子阿霞。个个都是美丽非凡的女子！也许诗人命中注定只跟女人、诗、酒这三个世界相依为命。
　　于是，我在想象中把廖亦武推出来喝酒，虽然他一喝酒脸就通红。

　　我只能想象董辑的样子。因为我已经喝了三大碗土酒了。话题依然是我们的主菜：青春诗会。
董辑只管说他想说的话：“也许第一届诗会错选顾城江河等令那些老人们不快，第二届青春诗会马上拔乱反正，看看这些名字，恐怕连资深的诗歌研究家也有被人打了闷棍的感觉。刘犁、社土、周志友，这都他妈是准呀，历史，你的耳朵聋了吗？你听到我的喊声了吗？筱敏，很快就由诗歌转入泛文学写作，也可能是个随笔或散文作家吧？但我肯定历史的硬盘里没有装她的文件夹。陈放、阎家鑫、赵伟、王自亮，历史，我还在大声向你提问，你这个可恶的聋子和哑巴！许德民，我不重复上文中我说孙武军的话了，许德民和孙武军完全一样，也许，有闲者还能在历史的内裤上找到他梦遗后的精斑。”
我想起我在1999年干的一件事来。这件事自然与第二届青春诗会毫无任何瓜葛，但却与董辑的不满何其相似。
　　《世纪之交中国诗教论战的回顾》，张积文在一篇文章中提那件事时，如此取着标题。“世纪之交，关于中国诗教，即关于中学语文教材的新诗篇目，爆发过一场激烈的论争。论争的焦点是，哪些新诗应该进入中学语文教材？原有的篇目是否过于陈旧？诗歌教育是否存在严重弊端？由于触犯了一些人的既定观念和既得名利，发难的一方很快就遭到了反击，一些反击文章火药味很浓，脱离了正常的学术讨论的轨道，使人们见识了文革遗风。不过，这场论争对于接下来的教材改革还是产生了实际的影响，一些被质疑的诗篇不复见于新版的语文课本。这场论争主要是以《星星诗刊》与《华夏诗报》对阵，卷入论争的报刊很多，有《杂文报》《文艺报》《中流》《书屋》《文学自由谈》《芙蓉》《都市》《诗神》《银河系诗刊》《新国风诗刊》《名作欣赏》《时代青年》《语文学习》《重庆晚报》《重庆日报》《乌江》《琴与剑小诗》《夏风》等二十余家，《文学报》《作品与争鸣》《中国文化报》《诗选刊》《诗刊》《淮风诗刊》《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报刊则转载了论争文章或发表了综述文章。
   “从1999年第1期开始，《星星诗刊》开辟了《下世纪学生读什么诗？——关于中国诗歌教材的讨论》专栏。其‘编者按’指出：‘严重滞后的中国新诗教育，使中国社会失去了与其思想、经济发展同步的审美机遇。’‘当我们翻开几十年来大同小异的学生语文课本时，竟发现里面为数不多的几首诗竟教育了几代人；这真是中国诗歌的自我封闭！’第1期发表了两封来信。诗人、中学教师杨然在题为《呼吁调整教科书中的诗歌教材》的来信中，对于当时中学生对诗歌的疏远和误解的现状感到忧虑，‘就目前我国现行的中学语文课本中的诗歌教材来看，无疑太单一了，太落伍了，与现代诗的蓬勃发展很不相适应。’‘调整现行教材中的诗歌教材，势在必行，非这样不可。’”
　　我在《呼吁调整教科书中的诗歌教材》中的主要观点是：（1）就目前我国现行的中学语文课本中的诗歌教材来看，无疑太单一了，太落伍了，与现代诗的蓬勃发展很不相适应；（2）我为此深深忧虑。一是忧虑如此下去，整个国民素质中的诗歌常识会丧失殆尽。一代又一代中学生，老是吟着“床前明月光”，老是叫着“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地跳”，对诗的认识与理解老是停滞在五六十年代，太平面化，太表层化，终不是个办法。对现代诗的深刻内涵，无法进入，摇头叹气，怎么行!二是忧虑这样下去，整个国民素质的诗歌欣赏水平会无法提高。老是局限于“分行、押韵、精练、抒情”，而对现代诗的异军突起一无所知，对现代诗的多元化、深层化、高质化、复杂化拒绝察觉；别人都在用电脑了，自己还在坐牛车。老是乱喊乱叫“读不懂”，老是排斥、抵触新时期的现代诗，不说误国误民，至少误人子弟，更误诗歌。三是忧虑这样下去，整个国民素质中的诗歌写作会继续低水平；（3）中学的诗歌教材，从相当宽泛的意义上讲，肩负着更加重大的责任和更加重大的使命。而问题在于：我国新诗发展史上最重要、最壮观的70年代中后期初发、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初期开创、80年代中期达到第一阶段繁荣、90年代至今达到鼎盛的现代诗，在教材中给断代了，隔奶了。现行初中语文中的九篇新诗，当然不可能体现现代诗的真实风貌。虽然它们也许在当时的年代有过程度不同的影响，对新诗的发展也许起过程度不同的作用。但对当代而言，却显得单调、乏味，狭窄，甚至陈旧和过时；（4）第五册《语文》在《学着写点诗》一文中，给中学生提供了以下四个方面的诗歌知识：第一，诗歌要有鲜明的形象；第二，诗歌要有充沛的感情；第三，诗歌要讲究语言的精练；此外，诗歌还要押韵，云云。这种划地为牢、千篇一律式的规范性要求，既害了学生，也害了诗歌。现代诗早已不受这些常规的约束，现代诗也早已不是这个样子。在知识与人口爆炸、电脑和信息时代的今天，依然用五六十年代的调门来“形象、感情、精练、押韵”地老化学生，只能使一代中学生远离现代诗；（5）我怀疑这个国家在有意冷落现代诗，排斥现代诗，甚至迫害现代诗。为什么要这样教育学生?形象、感情、精练，这些不是小说、散文也共有的么?要有韵脚?金钱板押得更好。为什么要这样局限中学生?（6）诗歌作为人类文化现象的一种表现形式，源远流长，至今活着，像音乐、舞蹈和绘画一样长寿。为什么不变革、不弥补、不充实中学语文课本中的诗歌教材，从现代社会和未来世界的角度，从现代诗发展趋势的角度，尤其是从教育中学生这个最主要的角度。我认为，为了让中学生更加真实地认识现代社会，走进现代人生，朝向未来世界，从真正意义上理解诗歌，调整现行教科书中的诗歌教材，势在必行，非这样不可。
我的《呼吁调整教科书中的诗歌教材》及其他人的相似观点文章在《星星》发表后，遭到了非诗、非学术、也非教材意义的大肆攻击。张积文写到：“这场讨论是在诗歌寂静了很久以后进行的，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一时间，诗人、学者、教师和学生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讨论中提出的许多意见，如果按照正常的学术讨论的逻辑展开的话，有可能使困扰诗歌界与教育界的一些问题得以解决。然而，由于触犯了一些人的既定观念和既得名利，改革呼声受到了围剿，发起这场讨论的《星星诗刊》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不得不做出违心的妥协和退让。有的报刊慑于权势，很不情愿地做出有损自己形象的表态，例如1999年12月23日《文艺报》和2000年3月号《诗刊》分别转载诸葛师申《不废江河万古流》的一面之词。《诗选刊》1999年第5期在其‘诗坛焦点’一栏将王洪涛与柯岩的诗同时刊出，即被指控为‘貌似公平，却别有用心’（何之《对‘何其相似’冤案的群众判决》）。然而，中学语文教材的新诗篇目的问题毕竟是有目共睹的，无庸置疑的，所有的辩护都是苍白无力的。这场讨论结束后（或者说，中断后），中学语文教材已经重新编写，旧版本中被质疑的诗篇大多已经被撤换，贺敬之《桂林山水歌》、柯岩《周总理，你在哪里？》等均未能入选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新版教材。今天，我们可以对双方的意见作出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了。挑战者一方的论点不免有不甚准确或偏激之处，但不得不承认他们的改革建议是具有建设性的，批评意见多是切中要害的。而卫道士们的辩护缺乏学理性，显得颟顸而蛮横。如果问，这场讨论中最值得反思的是什么，我认为是卫道士们的话语方式。”
当然，话说到这种份上，我对我从未蒙面的张积文先生举了举酒碗，同时向我从未蒙面的毛翰、燎原、钱刚、谭五昌、陈旭光、张立群、罗定金、奔哥、杨克、商禽、阳颺等先生敬酒，表达我对中国诗歌的敬意，对真正中国诗人、诗评家的敬意。他们都为我的诗歌作品写下过非常宝贵的批评文字。谢谢！谢谢！
　　与时同时，我还要举酒碗向朱先树、胡亮、杨春光、白航、朱子庆、杨远宏、林染、聂作平、义海、王国平、李龙炳、张新泉、庞培、谯达摩等先生敬酒，感谢他们在过去20年里，对我诗歌作品作出的文字批评。向所有关心我诗歌作品的人们，致敬！谢谢！谢谢！
我对庞清明说过：我还有30年诗歌创作岁月要走，我只能在诗歌的拥抱中走向自己的永恒。

　　董辑先生怎么喝的酒，我不得而知。醉眼朦胧，我甚至对董辑先生是男是女都一无所知。只好在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中把话说到自己想说的深度、难度、宽度、坡度、进度、高度、温度、广度和湿度。反正我在拼命地拣着我想象中的大鱼大肉，在《什么是诗歌，什么又是垃圾》中随随便便作客，似曾相识燕归来，诗人的家始终就是诗人的家。
　　“无可奈何花落去。”这是不是董辑说的，我记不大清了。反正下面这些话，肯定是他说的：
“1983年的第三届结出的唯一的诗的硕果是王家新，当时的王还是孙武军和许德民的水准，要不他也不会入选诗会，如果他当时就是多多、芒克水准的，他连诗刊社的门把手都摸不到。但后来王却加速自转，不但偏离了中国诗歌的既定轨道，而且几经裂变，进入了世界诗歌的星系之中，成为了一颗稳定的汉语诗行星。第三届的李钢，当时是真正的牛逼人物，《蓝水兵》系列，确是彪柄千古之力作，但天才的瞬间爆发留给了我们长久的遗憾和疑问，不知李钢是怎么穿上了南朝人江淹的那件一直飘浮在历史中的长衫，水兵系列以后李钢蹦极一样的从中国诗歌的峰顶，坠进了汉语诗的深深的谷底，现在的李钢，偶尔有小品文令我们牙疼一会，不，不是牙疼，是长久的叹息在天空之下回荡。柯平永远没有从二流诗人的肉身中脱胎换骨，这个永远的小诗人在江浙的软风中自我熏然着。现在的手指已软得有些拿不住笔了。至于龙郁，张建华、饶庆年，李静等，我不说也罢。朱雷和薛卫民以及雷恩奇的入选青春诗会，一方面说是我故乡吉林的骄傲和光荣，一方面也说明吉林的不登大雅之齿。朱雷在当时还算是二流之下，三流稍高的诗人；薛卫民还有些小灵性，但现在朱雷早早就被诗淘汰，薛卫民写一些顺口溜式的儿童诗，后来也自动或者说被动的离诗而去，如果他现在有诗写作的话，他也只是一种原地踏步式的自我重复或自我折磨了，不会在诗的角度上带给我们任何惊喜。雷恩奇曾经一度清新，乡土，但也许他从来就不是一个诗人，虽然他有数量和一个大众阅读方面的‘质量’，但诗人的特质和诗语言的特质重来都很少有人真正拥有。本届的牛波曾是当时的探索诗人。出国后渐渐的淡出语言艺术的世界，开始执着于视赏领域的发现和革新（牛本人是北京画院专业画家），但85新潮美术后的视觉社会并不接纳牛波，致少在普遍意义上和圈子意义上牛波的名字很少被做为前卫艺术家而提及。”
　　我觉得李钢永远是个很特别的诗人。哪怕只有几首诗，只要写出了划时代的水平，就是胜利。唐朝的张若虚，我们至今只读到他一首诗。就是那首《春江花月夜》，使他远远超过唐朝许多写过百首千首诗的诗人。李钢的《东方之月》和《在远方》，我一直喜欢。
　　我因之想到了我的诗作《十年一梦》。在这个《十年一梦》中，我提到了李钢：“十年一梦/为什么要梦见郭沫若呢/白衣  白头  白面书生/风都吹得倒了/却眯缝起眼睛/要和我赌场纸牌/边赌边问  你喜欢哪些诗人//我说  我喜欢郭沫若/这伟大诗人  影响我一生/苍老的白色软人哼了一声/又问  还有呢//我说还有余光中/他同你一样伟大/还有呢  还有郑愁予/还有高准  还有罗门/还有舒婷还有北岛还有江河/老先生于是哦哦哦//老先生出了一张黑桃Ａ/我也出了一张黑桃Ａ/我们手头都是黑桃  都是Ａ//老先生又问  还有呢/我说还有林子  李刚  纪弦/还有梁小斌和尹丽川/这些伟大诗人  一共一十四个//老先生歪歪咧咧/他说你比我们任何一人都顽固/于是放下纸牌/走到梦门口  他不要我送//诗人诗人  十年一梦/下一个十年会梦见谁呢”。这也是我的臭德性，凡在诗人圈内做客，总要滔滔不绝讲起自己人的梦啊酒啊什么的，也不管别人爱听不爱听。这首《十年一梦》，有五个伟大诗人出自青春诗会，能说不奇妙吗？
　　董辑却气愤地摔碎了酒碗。
　　“再拿一个更大更结实的土巴碗来！”我对面容模糊的服务员说道。

　　董辑身上流淌着的，一定是英雄主义的热血。他的外表与内涵，都具有诗人那种敢说敢当的气质。
他端起更大的土巴酒碗，在那里一如既往继续发话：“第四届和第三届较相象，只有一个瘳亦武是真正的诗人。”
　　他很深度地说道：“而当时的瘳还是一个开着大卡车颠簸在大盆地中的粗蛮笨重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的野孩子，他后来才一头扎进了探索诗歌的冰河，在前卫的星光和恶远的陪伴下远离众人也远离一般意义上的诗歌的。马丽华后来成为著名的散文家和准‘人类’学者，她当时的诗和梅绍静、李小雨没什么区别，也不过就多了些高原的阳钢之气和瑰奇的感觉罢了。我记得余以建80年代末曾有一组诗发在《人民文字》上，很有印象，但好象也不是探索意义上的汉语诗歌，后来他成为一个作家。田家鹏、刘波、张丽萍、胡学武、张效孟、金克义（吉林省吉林省市人）应该也只能是一串淡墨轻写的省略号……”
　　我对廖亦武没啥说的，反正我早有文字作证，先看看我在20年前为他写的《大海啊永远重新开始》中的几段文字：“他很重视现代诗艺的审美价值的研究，仔细地分析了北岛、顾城、江河、舒婷等青年诗人的作品，认为‘诗歌这种形式的艺术，太真实了是生活，太抽象了则是哲学。应该让完美的意象集合站出来替诗人咏志抒情。’他在另一首长诗《越过这片神奇的大地》中也有类似的追求，渴望‘东方上升到无可比拟的高度’，这样写有什么不好?由于他的诗习惯于采用惠特曼式的长句型自由放歌体，加之熟练地引用象征、暗示、隐喻、交感等手法，抒情时侧重于直觉意识，咏志时偏爱于表现内心和揭示隐秘微妙之感受，所以他的诗发表后常常引起—些议论。主题上的崭新开拓和形式上的独特创立，以及构思的奇巧和角度的深广，给他带来了运气，也带来了误解。他的诗建筑因其气势的博大辽阔，颇容易使人‘见诗如见人’地认为他真格是北方伟岸的男子。实际上他很普通。 谈到新作，他取出了刚脱稿的长诗《归宿》，我读了一遍。第一个感觉如果套用一位著名诗人评介《大盆地》的话来说，乃是‘粗犷豪迈，巍然有势’八个字。第二个感觉却一言难尽了。总的印象是这位年青诗人已经不再满足于‘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简单歌吟了，其思想的复杂，其感情的深沉，其旋律的内在和谐与自然，其结构之严谨，层次之多级，句式浓缩与文字密度之高格，均已明显越过了往日的作品，初步形成一种‘廖亦武式’的表现‘信息时代’的人们纷纭情思的诗艺体系。在组合意象群时，他已经很长于打破旧的物质世界概念，排列新的物质世界形体，溶汇气态液态固态于一体，横越时空，纵移生命与非生命的交织，其诗之内涵更向新的深远境界展舒了放射性的引力。”
　　20年前的这些文字，对现在的廖亦武而言，已经时过境迁。但在20年前的那段时间，能够对廖亦武写到这种份上的，首先是我杨然。
　　无独有偶，我想起我写伊沙的那些文字来了。那是13年前的事了。当时的伊沙还在民间埋头用功写诗，我为他写了两篇文字：《读伊沙》和《诗语在锋刃上闪射》，发表在台湾和大陆的诗歌刊物上。当时我们是好得不得了的好朋友，什么话都说，书信写了一大堆，全是诗歌方面的话题。但是到了现在，虽然我们还是朋友，但是书信却少得不得了了。下面还是说廖亦武吧。
　　我在5年前，又为他写下了第二篇诗歌评论文字：《地下诗歌的野生味与“犯人的祖国”》，主要说法有：“地下诗歌往往诞生于人们背叛了灵魂、出卖了灵魂、扼杀了灵魂而只顾肉体平安和肉体享受的精神荒原的年代。 就目前而言， 正是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改革的年代，开放的年代， 经济建设为中心， 国泰民安啦，跨世纪工程啦，中国‘入世’啦，而诗人们都明白，繁荣的表面掩盖不了时代思想者匮乏的实质，所谓丰硕的物质文明成果无法消除人们精神苍白的惶惑和内心深处的苦闷。诗人们深切感受一个前所未有的‘自我’，如此强烈地与整个社会格格不入，极度的苦闷和困境宛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思想恐慌”的再现，精神反叛的再现，重新命名内心和审视灵魂的再现。确实，诗人们举目四顾，周边皆是皆为名来皆为利往的凡夫俗子，不读诗歌，不理解诗歌，拒绝诗歌，贬低诗歌，抵毁诗歌，远离诗歌。 人们都忘记了灵魂。当人们酒足饭饱，满足于金钱、交配、宽敞明亮的房子并且远离艺术，还有什么理由阅读亚缩的《古拉格情歌》？这是一个极度不幸的富裕时代，许多真实的灵魂和醉心的艺术习惯了生存于地下，像这本薄薄的《古拉格情歌》，却将在中国现代诗的精神殿堂中举足轻重，见证着中国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段历史阵痛。一个灵与肉博杀的黑洞，一页黑暗与光明的较量，一部万众一心狂热继而又纷纷缄默甚至叛逆的忌讳莫深的春夏狂想曲，一个时代思考的白洞，但都忠实地浓缩于亚缩的《古拉格情歌》，成为八十年中国新诗大陆上的罕见的冰峰，被极少数诗歌远见者涉足，并且流连忘返。”
　　这里有个说明：“亚缩”是廖亦武在写作《古拉格情歌》时使用的笔名。请充许我喝一口土酒，再继续说下去吧：
　　“貌似自由、安乐、富足的人们自然会远离这本《古拉格情歌》，就像四肢发达的肉身天性就注定要拒绝地雷，逃避一刹那就会让自己支离破碎的最危险地带：亚缩的诗章真可谓鲜血淋淋，面目可憎，意象和情境与甜美的传统温柔相比真让人感到发麻、难受、恶心和恐怖。精神麻木而思想迟钝的社会，物质繁荣金钱至尊而天性温良的假艺术们挂羊头卖狗肉，哄取百姓们浅薄欣赏赏赐的小钱，骗取市民们伪装真善美的区区悲欢，不敢惊骇于亚缩的罕见的坦诚、赤裸、直率的灵肉呐喊与精神嚎叫。但会有几个人，包括我在内，却会从《古拉格情歌》获得短时间的阅读快感，那是射精般流畅的快感，毒瘾般满足的快感。仿佛君临高高的冰天雪地，仅有死神、诗神、上帝和我席地而坐，抛开大师们对话的面具，只愿作一次灵与肉彻彻底底顶真的交谈，充分享受这地下诗歌最本真的原汁原味的快捷品尝。”
“《古拉格情歌》整个《诗歌部分》不管是写亲人、写犯人、写诗人， 其实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一种中国诗人从未涉足过的崭新笔触贯穿始终，它们以‘犯人的祖国’为原点，建立起了一整套分别以回忆、梦想、渴望和生死、饥饿、疼痛等为横坐标和纵坐标的亚缩的 ‘古拉格情歌’体系。 ‘犯人的祖国’， 不管是以一种感觉、一种情绪、一种选题或者一种笔调来论，这诗感、诗意、诗情、诗境等等统统都是全新的，既是诗人亚缩灵与肉无畏的彻底交谈的真实写照，也是现代诗中主题与变奏的未知领域的首度展拓。《致一位死刑犯》、《死刑犯讨论死亡》、 《某日黄昏》、 《冲突》这几首围绕死刑犯而写的诗，是所有‘犯人的祖国’情绪中最为惊心动魄的篇章。特殊的环境既造就了特殊的诗人，也造就了特殊的诗篇。 ‘我们曾在一个炕头睡觉/你抱我的腿/我拥你的镣链/直到把那顽铁在胸口捂得火热/穿堂风从三楼斜刮下来/你感到凉， 就朝被窝里缩脖子/仿佛躲避刽子手/用风的屠刀砍头’ （《致一位死刑犯》）在这里， 所有的泡沫诗句，玄妙的意象，深奥的哲理，畅扬的思辩，宏观的背景和微观的音律感皆被快刀般的语法给剔尽了， 唯有直截了当的叙述、精练言语的记录， 快语速句，直达心灵。”这篇文字很长，我就不敢在这里老是占用大家喝酒聊天的时间了。歇口气，再给廖亦武朗读一首诗。

　　现在，我给廖亦武朗读我写给他的《月光下斜江河边的吹箫者》：“月光下斜江河边的吹箫者/是我的诗友/刚从高墙那边放出，就到乡下来/带着女友，自行车骑过一百里/最美是在这月下//河水在月光下静静闪烁/就像隐秘多年的心灵诉说/因为孤独而美/因为深沉而哭/在没有英雄也没有伟人的年代/诗人的思想崇尚自由/灵魂在阳光下漂泊，没有妥协的余地/终于有一天，他在高墙那边止步/罪名：不该踏上长途”
　　我跟廖亦武太熟悉了，反而非常随便，随便到十年可以不打一个电话，不写一封信。有一年，我打电话骂他“我大热天给你写了一篇诗评，你也该来看我一眼啊”，他便同李亚东连夜跑到冉义来喝了一台酒。我知道我听他吹箫是很难得的事情，所以只需要一回，我就记入了诗中：“一个不自由的和尚在高墙那边/吹箫，吹熟了一棵学者的树/我的诗友在树下做梦/并且融入苍茫的曲调/那是远古灵魂的倾述/只有未来能够听懂/那高深精神的倾述/只有想象能够听懂/那是路的倾述，云的倾述/翅膀、波浪、风帆和骏马的倾述/只有沉船、骑手和长风能够听懂/尤其听懂网中的烈鸟和笼中的巨兽//今夜，我在远处的岸上静静倾听/一种崭新的思想渗透灵肉/越真的智慧越是赤裸/越善的人性越是坎坷/越美的渴望越是痛苦/越爱的品质越是寂寞/这远游的曲调，这低沉的漂浮/流动着很深的奇妙，我深远了//今夜，站在水湾顶着月光的吹箫者/是我的诗友廖亦武”。
　　喝酒谈诗是安逸，不知不觉天就黑了。喂，老板，点支腊烛来。再来碗朝鲜冷面。（杨然在想象中吃着，喝着，觉得很快乐）
　　经过朝鲜冷面一冷，头脑又有了些理性，我忍不住又开始插进话来，为李小雨打抱不平。
在那个年代和那一代人中，李小雨的诗是优秀的。我以她的《红纱巾》为例：“我要戴那条/红色的纱巾....../那轻柔的、冰冷的纱巾，/滑过我苍白的脸庞，/仿佛两道溪水/清凉凉地浸透了我发烫的双颊，/第一根白发和初添的皱纹。”应该说，发表于1981年的这首诗， 当年是何等的大胆、何等地需要魅力与勇气！一个年近三十岁的女性，“向世界扬起一面小小的旗帜”，这就是她“要戴”的“那条红色的纱巾”，这在泳装、超短裙、紧身衣早已见惯不惊的当代，真是再平凡、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但在当年，却是一种叛逆之举，一种与世决裂的英勇行为。一张简简单单的红纱巾， 在国人习惯了政治高于一切的当年，诗人把它上升到与“插在最高建筑物上的旗帜，／是同样的，同样的／热烈而动人”的高度，这在诗的题材的突围和开拓中，是划时代的。实际上《红纱巾》代表了“生活含义”回归诗歌的开始。“旗帜”、“太阳”这些当年具有特定正面高度政治含义的国家级专用词，在这里被诗人有意识地降在与“红纱巾”同等的地位，把人性的生活需要上升到“全世界都能看到它，感觉到它”的大境界，是诗人对现代诗重新回归广阔生活题材的重大贡献。《红纱巾》代表了整整一代人从政治高压回归正常生活的觉悟，它的忧伤与抒情，是新中国第二代诗人在诗歌开拓与审美复苏的一个里程碑。
“李小雨还有一首写‘一片月光/十片月光/一百片月光’的诗……”正说得展劲，有人打断了我的话题，高声叫道：“喊你们切再一盘卤肉来，为什么还没有切来？”
　　随后，那人站起身来，挡住了所有人的视线，在那里成为唯一的英雄。从外表上看，他应该是后现代派诗人。从气质上看，他最多只能写出五言八句的民歌体新诗。我仿佛在哪里见过他，却又说不清具体在哪个地方。也许，在中国，这样的现代、后现代、超现代、超后现代诗人真是太多了，反而成了千人一面的面孔。不想也罢，等他风光去罢。

　　董辑说话肯定达到了他想要的那种深度、广度和高度，因为他对一切早已看穿，开始目空一切。
他说：“看了这四届的名字后，你会发现诗刊社青春诗会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排斥好诗人，为二流，三流诗人开光摩顶，同时推出一些不知所云的令人惊讶的面孔，而诗会的实质只能用垃圾箱来命名，看来，诗刊社这些诗官爷们是一些比较合格和称职的清洁工人，他们不厌其烦的打扫着垃圾遍地的中国诗坛，然后一年一次的为我们摆好这桌垃圾大宴，然后先自己唾液四溅的吃得不亦乐乎。第五届的主持人肯定是个爷们，几个入选者中有6个女诗人（？），分别是上海的女诗人张烨，可能是女的的王汝梅，天津的浪漫主义女性诗人孙桂贞，也就是后来的伊蕾，当时的孙还没有高声呼喊‘谁来与我同居’，还没有表露出她那伪的女权色彩和泛自白特点，也就是说，当时的孙桂贞可以忽略不计。唐亚平一度是潮头之上的女诗人，但如果去掉诗人前面的女字，其优秀程度就要大打折扣，其存在就有被无情剥夺的可能。华资的散文诗我读过，有过印象，关键的是，能给我们留下印象的都是诗人吗？著名的小说家杨争光也是第五届青春社会的一员，这是青春诗会黑色幽默特点的最佳表现，那些诗刊社的老眼昏花的诗官或者白内障眼病患者编爷们总是非常赵本山的给我们推荐出一些新星诗人，也许世界上最具有搞笑能力的编辑就是中国的编辑了，而这其中尤以诗刊社的这些诗官这些编爷们为最中之最。我没有看见过一首杨争光的诗，估计杨争光也不会愿意让任何人去翻开他当年尿不湿时期的诗歌练习本。看看这些名字吧，并且为历史的蛔虫再肠痉挛一次吧。刘敏、何香久、陈绍陟，王建渐，何铁生，胡鸿，这都是那来的阿猫阿狗呀！”
　　我的头脑有些发热。我想，就连想象中的酒精都能醉我，更何况现实中的酒精，现实中的好诗、好事、好诗人？关于唐亚平，我在《我所使用的诗人辞典》中有她一条：“唐亚平：黑色沙漠女王。折磨男人的诗歌高手。与她交往的男诗人，事先要在内衣内安装好塑料袋和输送管， 以利于偷渡烧酒，冒充海量，将她放倒。否则，谨防你醉成烂泥，并且再次传为诗坛佳话。”

　　董辑继续发表他的独到见解：“而83-85年中国当时的诗歌现实是：朦胧诗人们仍在精进，北岛更加内在，杨炼如龙卷风刮黄了历史的天空，多多永远天才。泛称第三代诗人的后朦胧诗运动正如雨后的山洪，正旺的山火，席卷着古老的分行神州。周伦佑、万夏、胡冬、李亚伟、海子、柏桦、张枣、张小波、王小龙、默默、郁郁、等等等等，难道还用我继续列举下去吗？到底是哪些人驾驶着当时中国诗歌这台超速行驰的内燃机车，任何一个对当代中国诗歌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诗刊社提供出的这份名单是多么可笑和可恨呀，有责任心和正义感的人，你现在明白是谁在阻碍中国诗歌的发展和谋杀中国诗歌的生命了吧？”
　　我想起了我非常喜欢的两首诗，一首是李亚伟的《中文系》，另一首是张枣的《镜中》。我是这样用文字来表达我的想法的：
　　《中文系》是李亚伟的成名作。 读其诗如见其人，一个放荡、自由、无拘无束的莽汉诗人跃然纸上。首先是诗的自由与大胆打动了读者。凡是读过大学、读过中文系的人，读了此诗更有感触。诗人写的是他们的真实生活，如实道来，不加修饰。是怎么想的，就怎么活；是怎么活的，就怎么写。 根本不管中文系课堂与教材的说教，我行我素，从一个侧面  反映出当代大学生的真实面貌，反传统的气息荡漾其间，格外受到渴望高度自由的读者的青睐。这首自由诗，从形式到内容都彻彻底底自由， 语言服从  了心灵的需要，形式服从了语言的需要，就同李亚伟本人一样，身上的莽汉气息直逼面前，活生生的一个现代青年的所作所为，处在美好而无奈的张狂、骚动、东游西荡、惹是生非和看透社会势利功名的“闯荡生活”之中，使人对那种年代的野性而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产生由衷的亲切和怀念之情。
　　张枣的《镜中》是一首流传很广的诗，写得典雅，高贵，富丽堂皇， 揭示着某种神秘的忧伤，其优美的语言与意境的歧义，给我们带进了一种富贵而孤独的内心世界。就像一个动人而密不可宣的爱情故事，欲说还休，欲罢不能。从开头的“梅花便落了下来”到结尾的“梅花便落满了南山”，不知不觉中有一种时空的潜在替换与流逝，告诉我们诗中的主人公已经伤  感许久了。“一生中后悔的事”是有无限包容性的，但从女主人公游泳、骑马等等场面的安排来看，一定与美丽的大自然和危险的感情事件相关，但是诗人偏偏不说穿，给这首诗带来了无穷的魅力与读解。仿佛很遥远，但又近在眼前，这便是“镜中”的魔力，欲把你吸进去，但同时又把你推得很远很远。此诗很明显使用了蒙太奇手法，想着往事看见梅花，看着梅花想起往事，客观景物与主观情绪相关不相关因果不因果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完成了一种诗意的独特表达。而诗本身的张力与不确定美，也达到了很纯的地步。
看来，诗人最重要的东西，只能是他的诗作。参不参加青春诗会，绝不是一个诗人优秀与否重要与否的标志。一直以来，我就坚持好诗主义，坚持诗存在，坚持个人倾向的诗歌写作。基于这种理由，我对李亚伟和张枣的诗非常佩服。
　　当然，我还想起了我那首《清明节读席永君来信》，恰恰是为包括李亚伟在内的那几个“整体主义”和“莽汉主义”诗人写的。写作时间是1990年。当时他们都出事了，一窝蜂都“进去了”。据说“杨然专案组”也到邛崃来打了一遭，虽然我们的《晨诗刊》早在几年前就已经被查封，但我还是把我的手稿都转移到了成都我兄弟处隐藏，也跟妻子说好了“当我进去后，你们俩娘母就回娘家去过好”。但我后来却屁事莫得。后来听说是邛崃官方有人帮我顶了一把。那个官员是个写散文的，当然，我至今跟他也是好朋友。当时席永君写信告诉我石光华、宋炜、万夏、廖亦武、李亚伟、向以鲜他们都抓了，我便写了这首诗献给他们：

                 他们到花园去了  人类的精神花园   在东方
               我在石头里大哭  我们没有去  我们怎么没有去
               钥匙既然遗忘在麦收季节的环形深谷
               早已做好去的准备  仅仅凭一声陌生的口哨
               就会到达阳光的反面  那月黑的那边

               没有多余的话要说  四月的花始终都是黑白花
               还苦吟什么细雨杏花  去去去
               一个始终不需要阳光的节日  总是泥泞的道路
               年年岁岁总留下一夜空白  一个黑洞
               人类的精神花园总是飘移在星空

               月牙村和漏雨洞相距不远  随时来饮一杯
               墨酿的滋味  泪煮的月色  血写的歌
               不要杏花村  不要啤酒的小女人气
               仅仅凭了那唯一的空中花园  黑白的
               始终都是黑白的  就够享受终生
               至于我们蜗居小屋   住在枯滕老根
               或者蹲于悬崖  挂在岁月的窗下
               那都实实在在无所谓了

               读你清明来信  如闻英雄在旷野狂歌
               孤独的狼那般嚎叫  又远又近  撕裂温情的风景
               剩下一块块僵硬的黑白花  讲讲莽汉  剑客
               大胡子  清瘦的智慧诗人 流浪者  红房子弟兄
               他们都到花园去了  我们在路上收集吹倒的人影
               又湿又冷  全是深谷空空荡荡的见证
               只凭一声彗星呼唤  我们随时也去  那空中花园

　　在这里，我再从我那《我所知道的诗人典故》中，取两碟关于万夏的典故，乐一乐，下酒：
　　一则是《空头作曲家》：万夏在四川涪陵廖亦武那里作逍遥游，沉迷在音乐与酒精之中。忽发奇想，觉得自己颇具音乐天才。于是乎，整日陶醉在哼唱吟哦之中。三天之后，灵感大发，要谱曲了。待到铺开笔纸之后，这才发现，自己竟连识谱也不会， 又何以谱曲？幻想中一位未来的伟大音乐家，于是就此夭折。
　　一则是《空降特务》：万夏在涪陵游乐。一天心血来潮，独自渡过乌江去，在对岸山上闲逛。被我高度警惕的当地民兵发现， 只见他长发长须，奇装异服，不是国民党的空降特务又是什么？ 捉拿归案，送交部门。在审问时，万夏掏出名片，上有头衔曰：“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副会长万夏”。哦，原来是我国艺术家。误会。误会。松绑。递烟。结果被当地干部热情款待，饱饮而归。

　　乐归乐，说归说。
　　董辑坚持着自己的观点：“86、87、88年胡耀邦的政治散热器还运转正常，中国的环境还相对宽松和开放，改革大旗的底色里还多少有些科学与民主的成分，专制和变相专制变相愚民政策的埃博拉病毒还没有肆虐于神州，因为大环境的原因，86、87、88届青春诗会又艰难地恢复到了80年第一届的那个大致的水平线上。86届青春诗会上，如于坚、宋琳、韩东、翟永明、车前子、阎月君、潞潞等第三代或第二（朦胧诗）、三代过渡期的有代表性的有先锋品质探索色彩的诗人终于入选了，再加上昙花一现的北大诗人阿吾，二流的实力诗人伊甸，有气质的军旅诗人晓桦还有后来的著名散文家张锐锋，这届终于象点样了，好诗人真作者开始过半了，但我们也应看到，这届的名单仍代表不了分行的中国，诗刊社以全国的名义摆的这桌大酒席仍然不是真正的国家水平的。86年是什么年代，现代诗大展和第三代全面上岸的时代，看看徐敬亚编的红皮书，你会发现，那时的诗中国沸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除吉狄马加、水舟、老河、葛根图亚稍弱甚至不知所云之外，本届青春诗会的水平基本上算是一脚象模象样的射门了，虽然仍然没有射进中国诗歌的真正的球门里。
　　“87年比86年稍弱，但如西川、欧阳江河、陈东东、张子选、杨克、郭力家、简宁等诗人的入选，仍然带有一定的梦幻性，这其中的头3名堪称是汉语诗歌20世纪未的代表性大家，后面的也各有千秋，分别是各地的真正的实力诗人，只我省的老郭稍差一点，这个莽汉和浪漫主义的杂交品种过于张扬他的气质了，而忽略了诗本身的手艺成分和文化成分，他过于相信血和其他体液，而忘记了诗更多是与理性智慧、灵魂、信仰等形而上虚物血肉相连。因为不肯也不愿或者无法坐下来以知识分子和手艺人或教徒的身分进入诗歌，粗糙的气质诗人郭力家匆匆地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以两首对他个人对吉林诗歌来说都有划时代意义的长篇散文诗结束了其诗人的生涯，摇身一变为一中产以上的在京书商和出入于花街柳巷的伟哥消费者。诗会时郭曾和欧阳及西川大闹不愉快，情绪的身体的郭本能地敌观思想的灵魂的西川和欧阳江河。我相信最早的知识分子诗歌结盟是始于本届诗会，知识分子诗歌，始于1987届诗刊社青春诗会，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是这届诗会的最大贡献也是所有青春诗会最大也是唯一的贡献。
　　“除宫辉、力虹、程宝林三个活跃一时的二流诗人外，本届诗会仍然莫名其妙的钦点出了如下一些诗星星：乔迈、赵天山、李晓梅、庄永春、郑道远，看来，青春诗会的黑色幽默性质是命定的了。”
以上董辑提到的诗人中，韩东我是知道的，他的《山民》《关于大雁塔》
等作品，印象一直很深。翟永明肯定是个很了不起的女诗人，她的《女人》《静安庄》等等，一直被我列为经典诗歌来读。车前子的诗，我更喜欢他前期的。阎月君写中国月亮的那首诗，无人替代。
这里，我要专门为翟永明多写几句。我在《我所使用的诗人辞典》中有她专门一条：“翟永明：女人。女人。女人。从开始到现在，总是个女人。在诗歌女人国实行全方位的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制造女人的深渊和瀑布，天空和黑洞。掀起了现代诗史上女性诗歌的第一次浪潮与高潮。”我在《成都二十年诗歌奖》写她获奖的理由是：“翟永明《女人》。获奖理由：为汉语诗开辟了新的表现领域，是现代女性内心独白的典范之作。”
　　下面，我要为翟永明朗读我最近写的诗作《翟永明，你好》：“依在白夜酒屋的门柱/你比白夜更美/四川诗人翟永明/四川诗人人人疼爱的翟永明/人人在唱白天不知道夜的黑/你把夜的美和白天的美结合得很美//黑的美和白的美/在你身上一如既往/独自开辟一片美丽世界/羞愧许多钢铁汉子/羞愧许多小烟、小酒、小茶的小家诗人/你是众多诗人的梦/你是众多美梦的美中之美//多少年了，每当来到成都/我爱到白夜喝酒/见到光华、蒋荣、陈小蘩/见到永君、柏华、王国平/见到许许多多诗人/而我最想见的，是你翟永明//我深深知道，在这繁华的街头/许多美俗不可耐/许多美矫柔造作/许多美，经不住一阵风吹/许多美，轻轻一指就会戳破/翟永明例外/翟永明美得不可收拾/翟永明是不可替代的黑白之美/不可替代的中国诗人之美/不可替代的，中国诗人女性之美//这样，你在白夜之夜依在酒屋门柱/让我感到美的震惊/美的亘古，美的穿透/我只能匆匆离去/只能在匆匆离去后轻轻道一声/翟永明，你好”。

　　“第八届既1988那届斤两就有点称不准了。除开愚、海男（据说二人在诗会上曾有过激情的碰撞），骆一禾、林雪、南野、童蔚外，都可略过不提。程小蓓是否是孙文波的夫人，陶文瑜不知是何人，袁安是花城的编辑，既安桉 也译过一些德国诗歌，诗、译都不甚出色，出入于其中的时间也很短，刘国体、王建平不知是何人，山东女诗人刘见只是大众意义上的女诗人，估计只有山东人编自己的诗歌史才能提那么两行。比较好的那几个里，只有开愚精进了，诗、论都有影响，海南是杰出的女作家，其才华已经涨破了诗歌的外壳而泛澜于众多的文学体裁之中，现在她的外延已远远不是女诗人一词所能内涵的了。林雪、童蔚好象只能被说成是不错的女诗人，其影响是地域性的，缺乏如翟永明那样的诗艺诗学的自足性和相对于别的诗人尤其是男诗人们的平衡性。骆一禾当时入选也许因为他身在北京，又是大刊《十月》的诗歌编辑，本人和诗刊社的相关人员也熟一些。诗歌烈士骆一禾当时的影响并不很大，在一般爱好者和业内人士的眼里，其影响绝对要小于海子、李亚伟、万夏等。是海子的死照亮了他，他也宿命般的传奇的自焚于海子之死这团黑火焰之中，对骆的诗现在已很少有人提及，我曾几次苦下决心，想读完他那本厚厚的全集，但终于还是没有读完。感觉上他的诗是由浪漫主义的小草长成的神性写作史诗写作的大树，但本质上仍是浪漫主义的草本植物，虽然体积已足够庞大。骆的诗清澈与古奥并存，在使用语言上他既有普通话（口语）成分又有变构语言的企图和应用，其幻觉与幻象是一种抽象式的撕裂式的，今人不习惯，我个人比较喜欢他浪漫的歌唱的吟唱的清澈的那些诗歌，从中可以看见他温婉如美玉的心灵。”
　　上面提到的诗人中，我要特别感谢南野。1998年我参加《诗歌报月刊》的第三届也是最后一届金秋诗会时，与他一起途经南京。我们一起游览了玄武湖，他还请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吃北京烤鸭。但我最重要的收获，是他反复劝我学会电脑。我记住了南野的话。从江苏回到四川，我当真学起了电脑。1999年暑期，我一直浸泡在电脑的键盘声里。1999年秋天，我开始自己打印自己的诗稿了。从此以后，我一直享受着电脑的无穷好处。特别在文稿的复制、修改、编辑上，真是如鱼得水，放虎归山。
　　我取出《我所使用的诗歌辞典》中的十大名菜，继续下酒：
　　第一道菜名叫《传统》：“传统，作为诗界孤儿院总院长兼总保姆。为每个现代中国诗人种过牛痘。但他们长大后几乎都害了天花，症状为现代派、 后现代派、超现实主义、后朦胧诗、先锋派、实验诗、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经验写作、原创性写作、新死亡派等等、等等。 所以她抚养过的诗人几乎都是逆子。目前她虽然年老多病， 但食欲甚佳，已似出下一个世纪的诗歌孤儿的抚养计划。”
　　第二道名菜叫做《抒情》：“抒情：原为诗歌一大本性。现为诗歌一大罪名。反抒情象反传统一样，在青年诗群中具有领袖般的号召力。 反抒情的人，其作品自然要抒反抒情之情。《囚犯的祖国》（亚缩）抒痛声嚎叫的劳改情。《我是弹花匠的儿子》（周伦佑）抒土生土长的嘣嘣情。《冷风景》（杨黎）抒冷情，《为什么会美妙》（小  安）抒现代女人性爱情，《饿死诗人》和《结结巴巴》（伊沙）  抒最恨抒情之情。不反诗歌抒情的人，就更不用说了，如《死亡，是这么一个情人》（林柯）抒黑色女人的心智情， 《乡村最后的诗人》（杨然）抒四川乡下孤独情，《1990， 在病中》（二毛）抒当代诗人病中情，等等，等等。结果，反与不反，抒情仍为诗歌一大本性。”
　　第三道名菜叫做《反传统》：“反传统：青年诗群的国际歌。再孬的青年诗人，只要一唱起它，就会找到自己的朋友和同志。 为现代青年诗群各路英雄  强盗好汉懦夫美人小丑领袖奴仆天才地才人才鬼才虾兵蟹将真人骗子乞丐富翁必佩之徽章、最最金字之招牌。反传统。反反传统。反反反传统。目前已成为比老传统还更传统、 比真传统还更传统的新传统。反传统和不反传统到头来其实都是一回事。”
　　第四道名菜叫做《诗人》：“诗人：由于历史的误会，一度是高贵称呼，现在含有贬值成分。不明真相的人误以为当了诗人就会有苹果、面包、房子、汽车、崇拜者、宴会和鲜花。 而实际上诗人几乎是苦难的象征。写诗等于受苦、流浪、漂泊、神经病、孤独者和病夫。 食指是这样，海子是这样，亚缩等等也是这样。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一度热爱诗而今天又纷纷放弃诗的最重要的原因。”
　　第五道名菜叫做《著名诗人》：“著名诗人：狭义上仅指过去或现在有过杰出诗篇并有过重大影响的诗人，如胡适、郭沫若、冯至、闻一多、北岛等等。现在泛指那些只要经常在报刊文字间出现、不一定有杰出诗篇的人。”
　　第六道名菜叫做《诗人之二》：“诗人之二。过去泛指爱诗并写诗、以诗为生、“诗”与“人”合而为一的人。见人如见诗。见诗如见人。见李白如见酒。见杜甫如见茅屋。现在诗与人多半分割了。“黑”人写“红”诗，臭人写“香”诗。恶人写“善”诗。皆为诗人。人品，人格，皆不足挂齿。诗品，诗格，皆轻如鸿毛。所以诗人二字在现在难免不沾上些现代人普遍的、双重的、两面性的恶名。 但也无法掩盖真杰出、真优秀、真重要的诗人之存在。”
　　第七道名菜叫做《诗人之三》：“诗人之三：现在也可泛指编有诗报、诗刊，管它油印、铅印、复印、打印，而且往往不看重诗歌作品本身，而看重自封、自命、自认、自赏、自醉的诸如总编、副总编、主编、副主编、执行主编、执行责编、特约编委、特约编辑、社长、副社长等等称号，这类人等。他们是诗界的走马灯、萤火虫，与真正有品质的诗人不能相提并论。”
　　第八道名菜叫做《先锋性》：“先锋性：诗坛滥用的时髦词汇之一。再孬的诗人，只要在门面上一写出这几个字，即身价倍增。小刊、小报、诗选、诗赛、大刊、大报，皆多以此为注册商标。连最末流、 最落伍、最靠后的诗人也唱起了《诗坛先锋队队歌》。该词的份量，已贬得与文革中的红卫兵红小兵相当，建议诗坛暂不使用。”
　　第九道名菜叫做《探索性》：“探索性：诗坛滥用的词汇之二。源于北京的一家刊物《诗探索》。在那样的岁月，《诗探索》为北岛、舒婷、顾城、杨炼、江河、叶文福、曲有源、骆耕野等一代新诗人大唱赞歌，为冲破“左”的禁锢、为新一代现代诗的崛起，功不可没。现在后来者居上，保守者也在探索，抄袭者也在探索，摹仿者、投机者、落伍者、玩物者、逍遥者等等等等，都在探索、探索、探索。只的真正的探索者，不问收获，辛勤耕耘。”
　　第十道名菜叫做《实验诗》：“实验诗：戴好现代派口罩，手持反传统解剖刀， 操纵超现实显微镜，配备语言烧杯、格律试管、感觉显示液、 思想粉  试剂，然后乱搞、乱搅、乱配、乱制，皆可。禁用传统炸药。 若有伤亡，后果自负。失败了也光荣，反正有退路。”

　　我不知道我究竟在想象的酒气中沉醉了多久，反正在别人的文章里擅自作客，神经该麻木时就麻木，该放松时就放松，一切跟随诗歌的改变而改变。
　　董辑永远要坚持他那铁一样的观点：“89、90因为政治运动铁甲车的履带无情地蠕动在神州大地和每个国人的思想里，诗刊社也明哲保身或接受上命，停办了两期，特别时期一过，诗会重又开张，从1991年起至2001年，一共办了9期，（96年停办一期） 这九期我已经没兴趣也没必要逐期言说了，不客气的说，这九期真是青春诗会这桌体制内诗歌满汉全席垃圾品质的全面展示和超强暴露。这几届诗会把中国体制内诗歌的丑恶以及体制内诗歌人物对中国诗歌缺乏把握能力的可怜可笑一点不剩的展示了出来。91年只有一个雨田 ，一个逐渐淡出的杨然，一个后来的杰出小说家阿来，可以一提。其他如耿翔、刘季、第广龙、张今萍，李浔、梅林、孙建军、海舒、刘欣都可一笔略过。92年（第10届），不知怎么有了阿坚，其实阿坚只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是个京味的市民“诗人”，其完全放逐想象的诗歌方式非常边缘，他的口语有独特的语感，但缺少真正的诗意的揭示和发现，语言因为过于口语而缺少秘密和独特的反常，阿坚是不是个诗人我一直有疑问，也许他是一个不错的民谣作者，一个有着完全市民心态的生活的人，对他的艺术我有太多的问题。92年这届除阿坚外，蓝蓝，王学芯、荣荣、洪烛、刘德吾、白连春、陈涛、凌非、班果、汤养宗，更是些没听说过的，那不是主流诗歌血缘之内的，如汤养宗，蓝蓝、荣荣，白连春虽然都有一定的资历，但面目都很暖味，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诗的说服力。”
对不起，关于《诗刊》1991年青春诗会，我要多说几句。我是这届青春诗会的参加者，本人是不是“逐渐淡出”我不管，但是对梅林的诗的忽略，是不恰当的。梅林本名陆俏梅，她那首《南方唱给北方的情歌》，我认为很好：这是诗人在她十七岁那年写成的一首情诗。 由于古代诗词的薰陶，她把江南写得非常典故。诗化了的江南，诗化了的江南女子细腻的情思，唱给了粗犷而辽阔的北方，真是天使与魔鬼在互相吸引，又不失活泼少女的天真调皮、情窦初开与善意挑逗的美妙意趣。像“滑出多燕子的小巷／溜得远远的  让你垂涎”，像“伸出女性的柔臂搭二十四桥／望你”，像“舞一条欢乐的林溪望你／并且扎遍野等待的草人”等等，叫人读了过目不忘。诗作不仅把秀美的江南展现在读者面前，更把自己美丽的内心与深沉的情怀展示了出来。标题叫做《南方唱给北方的情歌》， 其实是南方女子唱给北方男子的情诗。南方的柔美与北方的健美，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统一，在现代爱情诗中，真是独树一帜。
我在我的《诗人之树常青》中记载了此事：“1991年参加《诗刊》青春诗会。同去的四个四川人中，阿来他们三人自成一体，同行同醉。以为杨然乡下人也，写传统诗的，无交往价值。第七日夜，我擅自闯入三人酒屋，自倒白酒一杯（3两），且饮且乐，激情演说。酒毕，独自归，即睡。翌日，孙、阿二人前来约定：此后，就我们三人一起。自此，我们三人同行同乐十五天。回川后，未尽兴，又来斜江村醉了一台。我那回醉而休克。”
　　另外，这届诗会中的李浔也不错，他写江南的诗也别具一格。

　　“93年11届只有马永波、柳纭、秦巴子，大解四个人是真正诗歌意义上的，其余如刘向东、叶玉琳、董雯、韦锦、刘金忠、唐跃生，呼润延，陈惠芳，好象都有点斤两不足，或者根本就不是诗歌这杆秤所称量的东西。
　　“从94年12届至2000年16届共有75人参加，其中只叶舟、巴音博罗、张执浩、伊沙、庞培、藏棣、莫非、树才、小海、候马、安琪、沈苇12个人可以拿来表达一部分的90年代中国诗歌，其他的64人，当然不能简单的说成是垃圾，但至少可以说成是废纸或碎玻璃。一个时代就这样被诗刊社以全国的名义给忽略了，给糟塌了，但历史的真实是什么样的谁心里都有一本帐，90年代诗歌其重要性应该说是大于80年代诗歌，而中国诗歌第一大刊《诗刊》就这样为我们揣出了90年代诗歌。这是否是真正的九十年代诗歌？这是否能代表90年代汉语诗写作的真正水平？如贾真、郭新民、李华、顽童、张战、陆苏、阿信、吴兵、李南、歌兰、李舟、安斯寿、宋志刚、田禾等等都是从那儿冒出来的，诗刊社诸人是否就认为他们真的能代表中国诗歌的最高水平。”
上面的诗人中，伊沙就不说了，在前面我已经有过交待。庞培、藏棣、莫非、树才、小海、候马、安琪、沈苇都不错。我在我的新作《第三条道路100想》中，专门谈到了莫非、树才和安琪的诗，不妨趁着酒兴，抄在下面大家下酒：
莫非的诗有禅意。“跑不起来的火车／有一声，没一声”， 这在《像春天一样叫》里，就开始与禅意擦肩而过。而在《大觉寺》里，意思就更多了：“大觉寺在山里等你们醒来／许多年过去，我还没有去过”。我想起甘肃诗人高平在２０年前在兰州讲的一件事来了。他在西藏当兵时，与闻名天下的大昭寺近在咫尺。而凡到西藏的人，必去大昭寺，否则枉然。但高平却不。他一直把大昭寺存放心底，直到转业。他的理念是，大昭寺是他心目中的一个圣地，去了，虽然会了一时心愿，但同时却会落空许多东西。而不去，则可以使大昭寺永远神秘，永远叫他心向往之。所以高平直到离开西藏，也没去看近在咫尺的大昭寺一眼。莫非说“大觉寺在山里等你们醒来／许多年过去，我还没有去过”，有着同样的奇妙，妙就妙在它的似有似无，未去过却胜似去过。这确实很有意思，有禅意在里面：“紫丁香和银杏绕着大觉寺／生长，却顾不得人来人往”。看来莫非是个意外诗人，于是他在《西山》道：“有人水上观花／有人山外念经”；在《突然的光》里道：“在我的心里，有一阵不是滋味／有一阵突然的光认不清谁是谁”；在《果壳》里道：“果壳在爆破的声音里／看不见也听不见什么”。故尔，莫非的意外又在意料之中。禅吧，莫非，你会比许多同路人在第三条道路上走得更远。
在这里说说树才的诗，只说一首。 那是一首很智慧的诗：树才的《整个下午“啪”一声碎了》。在第三条道路上，所谓智慧是指：它在诗的表面看不到智慧，似乎信手拈来，得来全不费功夫。但在诗里行间，却处处暗藏杀机，一步一个陷阱，稍不注意，你就被他的诗击倒。幸好，“整个下午‘啪’一声碎了----／好像隐身人在喊：人类啊，醒醒！”树才一开始就把密码交给了你，就看你能不能把下面的诗孔用钥匙打开。确实，在人的一天里，最难熬最寂寞最漫长的也恰恰是在下午。表面上看，树才的下午仅仅一个“啪”字，就整个碎了，仿佛很短暂，很轻巧。而实际上它的内涵复杂得多，并且那么可怕，经历曲折，事件陡然。
    第一段：树才交给你钥匙，上面已经说了。
    第二段：“周围都是雾，人群被人群裹着”，小心你被遗失！
    第三段：“一股尘土从街口腾起，又颓然坐下”，是不是你的写照，你心里明白。但是等待与失望，是不言而喻的。
    第四段：“这个四月到底怎么了----／桃花开到一半就谢了？”这还问吗，艾略特早就用他的《荒原》答复了你。而你关心的仅仅是桃花。告诉你吧，她们跟柳絮一样，即同样水性，又同样经不起风浪。能开到一半，已经很不错了。
    第五段：“这个世纪到底怎么了----／好好的肺突然就干咳起来？   ”这是一个转机。从四月到世纪，其实是整个人类都在同一个时刻干咳的开始。要出事了，树才在这里第三次埋下问题。
    第六段：果然是问题----“传染病！是肺结核复活了”。 这可是够可怕的事啊。但肺结核毕竟是人类已知的事项，可怕归可怕，但人类毕竟从前已经掌握过它。它只是“复活”而已，用胡汉山的话说：“我回来了！”终将被消灭。更可怕的在于，它并不是肺结核，而是人类束手无策的新东西，人类对它一无所知：“它那张后现代的脸：‘非典’----”人类果然要出事啊！
    第七段：“没有人能读懂！”，这是对第六段的注脚。
    第八段：“生活这个词像一只船开始漏水”，这是对第七段的深化。
    第九段：“救人！自救！”那还用说！
    第十段：“人啊又到了该反省的时候了！”怎么是“又到了”呢？看来人类一直在作弄自己。关于这一点，后面刘歌的诗《后现代：有尖利锐角的巨大事件向人类逼近》完全有资格同树才的这首诗遥相呼应，互相照耀。
     第十一段至第十四段：是对整个下午“啪”一声碎了打总结：“瞎子们高举着灯泡有什么用？”“抱着这个下午，人啊你无处可躲”，直至“惊坐而起，仿佛一条命倒塌”。
表面上看，非典对我们的伤害太伤了。而真正的罪魁祸手不是别人，正是我们人类自己。所以树才对人类这种贪婪带来的恶果所表达的失望，完全意象化了。这首双十四行诗，每一段有每一段的精彩，出其不意，但又没有超出人们的经验和意识。惊险不断，这是一首很可爱的“动漫诗”（动漫诗这三个字，是我专门为树才的这首诗发明的形容词），一起一伏，读而生辉。
安琪是个特殊诗人。《像杜拉斯一样生活》令人想起小安的《为什么会美妙》和尹丽川的《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的格调来。她们都很调皮、睿智、情真意切，叫你防不胜防。而安琪的优势在于，她随时随地都可以出现在诗中，在面前，甚至在你想象不到的层面：“可以满脸再皱纹些／牙齿再掉落些／步履再蹒跚些没关系我的杜拉斯／我的亲爱的”，这样一路走来，逼来，直到“爱的。呼----哧----我累了亲爱的杜拉斯我不能／像你一样生活”，快要窒息了！她的《女心理医生的性心理问题》也同样睿智，但也更惊心动魄：“诊所在心理医生的操持下出了问题／心理医生是女的／诊所是男的／他们之间和不协调甚至可以与协调相比／我的女心理医生出了性心理问题／源于一次失败／也源于，诊所开久了天空就难免失衡”。诗人以孛论的手段将性与心理处理为一场游戏，每一行都在挑起事端，而又不急于平息。而诗题材上最难相处的“心理”与“性”，在这里得了很好的安置：它们惹出矛盾，却又井水不犯河水，把问题留给读者。看来，诗人成心就想完全为游戏而游戏，所以她诙谐成精：
 
            精湛的解决方案尚未给出
              我坐了下来
              暂且写一首诗以示安慰

   “2001年第17届终于也如期热气腾腾的出炉了，18人之中我认为没有一个人可以代表当下诗歌的水平，甚至连中等水平的诗人都很难挑出来。马利军、李双、南歌子、友来、姜桦、李志强、叶哗、黄崇森、金肽频、牧南、东林、凌翼等就是连多年浸淫诗歌的资深者都很少听说，真难为诗刊是怎么把他们挑出来的。王顺健的诗既不是探索意义上的，又没有修辞上的独特性，选材也缺少伊沙式的发现，只是一种笨重的现实主义书写，诗质的含量还比不上北京的京味口语诗人阿坚和殷龙龙等，真不知他又为什么成为一瞬间的热点，不过对青春诗会来说他满合适的，他和80年代的雷恩奇、金克义有什么区别吗？连柯平、伊甸的水准也达不到。诗从来也没有象现在这样的简单，这样的好写，尤其在网络和盘峰论争之后，新传媒的便捷和民间的无序以及写作道德底线的丧失，使诗歌成了中国文学最混乱的下流舞厅和最热闹的股票市场，野心家、混子、痞子、小人、白痴、自恋狂自大狂精神病们汲汲于一堂，狂欢交响曲响彻云霄。王顺健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产生出的苍百产品，希望更多的人从历史的诗学的角度思考一下他的诗。俄呢&#8226;牧莎斯加和吉狄马加是一个水准的，是那种无深度的线性的浪漫主义的东西，这样的东西，在郭沫若的那个时代还能称之为诗，在李金发的那个时候就已经不行了，20年代的李金发三十年代的冯至、戴望舒等都已写那样现代味十足技巧复杂多变含有深度诗质的诗了，2001年还有人故作深清的说“带上吧！黄雁、蓝天上的黄雁/也带上我的思念，像带上/妹妹出嫁的眼泪/”这样的屁话，我真不知历史这是怎么了。
数字和名字已经很能够说明问题了，青春诗会的垃圾品质是不容质疑的，我不愿做更多的重复，好在民间诗歌的野火早已燎原，在此意义上，我们欢呼网络的存在，当然网络中的垃圾甚至比青春诗会中的更多，但我们毕竟自由了，因为只有先有自由，才会有随后的一切。”
   在董辑自顾自地发表他的观点时，我的思路却在《诗刊》青春诗会的漏网之鱼里面打转转。根据我的观察，中国有许多非常优秀、非常重要甚至非常杰出的诗人，都被《诗刊》放麻了。他们的名单，肯定是长长的一大串。这里，我要说说两个女诗人。她们，一个是林珂，一个是陈小蘩。
我从我给她写的诗里摘要几句，来见证她们的重要。一首是《梦见林珂》，发表在1990年的《诗歌报月刊》：“欣赏你的诗/如同欣赏你的人那样美好/现在人们都欣赏银圆/而友谊只能像破铜烂铁一样/那么，不要用友谊这类古董/来形容你的到来/你就是你，那位写诗的林珂/十年前当深谷的路充满情歌/你的名字像深谷的风/充满美丽的变幻/你的诗是花花草草的上空中/那些飞来飞去的鸟”，“你的黑色情人的恋歌/又在远处深深幽幽地响起来了/那片闪烁不止的哑夜独语/令人想起一千年才出现一次的彗星”，“梦见你真的来到斜江村/相信梦是纯粹的/充满大自然的喜悦和迷信/在这远离梦中斜江村的这个斜江村/梦见黑精灵诗人，梦见林珂”。
另一首《梦见小每蘩初愈》：“我们已忘记了表达蝴蝶/直到梦见你在平原初愈/诗也从梦中来  从水中来/得了一场美丽大病  惨不忍睹/然而一切很快过去了”，“于是下雨  打雷  吹风/小鸟在外面歌唱/我在给你的《心情》中说过/诗人再不相爱  就一一老了/于是鲜花盛开  春天和道路都涌到脚下/阳光照在许久已没有燃烧感的脸上/想一夜篝火  映照歌曲  野酒和寒川”。
真的，我提倡诗人要相爱。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很不容易。我们在这个世界写诗，更不容易。我在我的《诗人之树常青》开头写道：“诗人之所以被称为诗人，是因为诗人以诗载人，人如其诗，诗如其人，自古以来诗就沾满了生生的人气。故而，诗人交往，成为必然。与诗交往，必想其人。与人交往，必思其诗。余写诗三十年，每每与诗人交往，用心记之，枝繁叶茂，遂成生命常青的诗人大树。”在文中，我已经记载了我与全国300多位诗人交往的情况。下面，我再从我的《诗人之树常青》中取九碟小菜，供大家下酒：
　　其一：“白航：《星星》主编。他对我好。十年后有《白航诗选》赠我，题曰：‘小小杨然／老老白航／友谊长存’”。
　　其二：“流沙河：他名气大，重如泰山。他对我好。1986年我在他家读书一个月。知道我爱打麻将，他在《十二象》中题道：‘杨然老弟：麻雀打不得。输光阴就是输命。过来人流沙河’。先后有《故园别》《隔海说诗》《庄子现代版》《余光中一百首》赠我。1995年，他将自己多年来收存的２７２本海外诗书送给了我。”
　　其三：“1985年初秋：在兰州逗留时，去和政街找阳颺。他妹妹在家，问我是廖亦武吧，我说不是，我是杨然。于是等他，并抽他的大前门烟。阳颺未回，怕火车误点，即匆匆离去。”
　　其四：“与韩霞在酒泉疗养院闲步，见葡萄满架，起攀摘心。但有一工人警惕性很高，一路监视着，无从下手。两人只好一路自慰：‘葡萄是酸的，葡萄是酸的’。当地有红狐狸传说。”
　　其五：“诗友来访，至校门口，问杨然在吗？答曰：这里没有杨然，只两个教数学的杨老师。诗友怪异：明明是冉义中学嘛，怎么没有杨然呢？恰逢我外出办事，遇到二君，方告知他们：我在这里叫杨天福，真实姓名，教数学，满街都知道。杨然乃笔名，只有写诗的才知道。遂大笑不提。”
　　其六：“1988年十月，在江苏盐城出席《诗歌报月刊》第三届金秋诗会，见到诗人乔延凤、祁国庆、谷禾、吴茂华、王明韵、谭延桐、谢克强、陆朋红、岩鹰、慧玮、庞余亮、陈蔚、十品、程礼华、鲁西西、南野、梁晓明、叶辉、安琪、庞培、雷平阳、孙昕晨、姜桦、义海。”
　　其七：“1999年春，在石光华家中喝酒，被杨黎打破嘴皮。石光华站在我这边说话，王敏夹在两边调和，何小竹不问青红皂白替杨黎撑腰。百日后，去橡皮酒吧喝酒，和好如初。在那里，见到了韩东。”
　　其八：“2001年6月，石光华及女友小卢与杨黎、蒋荣、王敏等来邛，我夫妇二人陪他们逛平乐古镇。酒醉，杨黎走失，害得大家四处找他。五个月后，闻讯小卢死于车祸，翌日即赶往成都，陪石光华喝酒，酒多话少，大醉而归。遂写《春天从朋友身边走过》一诗。”
其九：“2001年夏，万夏招待喝夜啤，石光华、蒋荣、李自国、王敏同饮。醉而归。与席永君在锦江边饮茶。”

　　诗人确实应该相亲相爱。我想起我最近两次参加诗人聚会的重要日子。一次是跟雷平阳、莫卧儿（吴艳）在一起，参加四川红叶节笔会。我为我们的聚会写了一组诗《对鹿饮酒》。不妨拿出来继续下酒。
　　第一首是《仁者乐水》：“永远，我只能做个仁者/在银厂坪喜欢听吴艳轻轻唱歌/穿过鹿群饮水的秘密小径/粘住针叶林耳朵，粘住红叶林耳朵//一种美，越过山川向我袭来/在场的诗人都说：吴艳唱歌好听/这是真的，一种美/多么需要花的情人，叶的情人/尤其是早春杜鹃花和深秋红叶/在幽幽水边的满山、满谷//在这青青的大自然怀抱/谁不为山川之美折腰，为歌声之美折腰/为人情之美，在二郎山静静的山谷/有诗自杨然的笔端汨汨流出/如同满车情歌唱在旅途/诗人的歌声浸透了所有涟猗//从红河谷到橄榄树/从鸽子起飞的早晨到雪花纷纷的小路/所有歌曲，都与爱美有关/花香般打动诗人之心/就让所有智者去乐山吧/一生中注定，我只沉浸歌声之美/不管她载我还是覆我//真的，这辈子我只能乐水/自从《诗经》的第一句把我打湿/我所有诗篇至今都是湿漉漉的/我知道我只能做个仁者/在青青幽幽的所有水边/注定，这一生我只为美折腰/永远，为美折腰”。
　　第二首是《在二郎山我喜欢轻轻唱水》：“在二郎山我喜欢轻轻唱水/一唱，鸽子花就哒哒飞了/再唱，杜鹃花就满山红了/唱着唱着，自己就山高水远了/这里的水处处和《诗经》合拍/那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定是写青衣江的/沿着《蒹葭》逆流而上/就会找到思念的源头/感受‘河水清且浅兮’/无论是谁，只要一见到这里的水/就会想起女人/引起相思，想念春天和月色//如今我唱《山楂树》而来/在通往二郎山隧道的途中/把好听的情歌唱了满车、满车/和吴艳雷平阳一起/和所有爱美的诗人一起/直到把森林的眼泪唱出来/直到唱出真正的高山流水”。
　　第三首是《对鹿饮酒》：“谁也没有想到/我们会在银厂坪对鹿饮酒/静悄悄的雨夜/三人相邀，按照李白或者苏轼的理由/一人如月，一人如清影/还有一人如我，哦，这就对了//有鹿一定听懂了雷平阳私语/赖在那里不走/眼神专注，侧耳聆听/有公鹿以静为动/有母鹿以动为静/静静动动尽在安宁中/自由自在，它们饮它们的水/我们谈我们的诗//有鹿一定迷醉于吴艳的歌音/在酒香的浪尖上/那歌音甜软而细腻/粘住了好多双耳朵/引来了第三头鹿，第七头鹿/老是赖在那里不走/有鹿轻轻抿了一口/正在抽烟的雷平阳就嘿嘿地笑了//有灯光静静理解那歌音/绿幽幽的灯光/静静理解并接受/一如酒液渗透暗火/枫叶为诗意燃烧/谁都知道她是花树/她是今夜唯一唯一的花树/暗暗照亮微雨的深秋//有鹿被杨然的笑惊醒/猛然回头，连连跳步/是不是我的沉迷太深了/从鹿回头幻起，直幻到鹿鸣悠悠/总和那些美丽连在一起/我饮酒，对着两个诗人/对着悄悄行动的鹿群/对着渐渐打湿的自己//这是银厂坪静静的雨夜/树林和海子都悄悄睡了/我自对鹿饮酒归来/再也没能安宁一片片鹿的幻影”。

　　另一次是跟谯达摩、林童、凸凹、胡亮、莫卧儿、杨拓在一起。我们一起游山玩水，非常愉快。诗人交往，交心，交情，交诗，其乐无穷。我们在广德寺遇到了一棵“三友树”，在那里合影。车过涪江三桥，酒过三巡，逢三而喜，遇三而安，始终都在谈论《第三条道路》。我知道，这是一次真正的诗人交往。我在我的文章中以《“凸凹之道，广积诗德”》为题这样记载道：“正当我写《第三条道路100想》写得入迷之际，忽然接到凸凹电话，要我赶赴龙泉参加《第三条道路》首发式暨2005年中国诗歌流派论坛。真是喜从天降！这是一次诗人盛会，我见到了久闻大名的谯达摩、林童、庞清明等《第三条道路》领军诗人，可惜树才、莫非两位诗人没有到会；见到了如雷贯耳的朱子庆；见到了杨拓、李霞、候平章、胡应鹏等许多《第三条道路》诗人；并与诗人、诗评家马莉、莫卧儿、张新泉、胡亮、席永君、杨远宏、凸凹、白鹤林、雨田喜重逢。诗人在自由、平等、和平的气氛中交流看法，各抒己见，求同存异，得到的是尊重、理解和宽容，充分体现出第三条道路是中国最好的诗歌生态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也只能在这样的环境中，中国诗歌才能重新出现唐风宋景。在这次盛会中，我见证了中国绵阳诗城与中国桃花诗村为诗歌结盟这一盛事，聆听了八旬老人用唐琴演奏《高山流水》，目睹了朱子庆在朗诵方面的非凡才华，并同其他诗人一起成为中国桃花诗村的首届荣誉村民。而凸凹作为这次盛会的组织者，成为中国桃花诗村的荣誉村长。他组织得真好，所以我借用游览广德寺的皇家气象，说他是‘凸凹之道，广积诗德’。这个说法，得到了谯达摩、林童、莫卧儿、胡亮、杨拓等同游诗人的认同。其实，这个说法也是第三条道路的命运象征。古体天才诗人毛泽东说过：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就这个意思。第三条道路的诗歌前景，肯定是非常广阔和功德无量的。”

　　董辑在清醒状态说完了他的话。对他的观点，我保留看法。
　　但我喜欢跟敢讲真话的人在一起聊天，哪怕我是一个不速之客，也在所不辞。我平时懒得到网上溜达。一年四季三百六十五天，最多只有几天在网上观战，从不参与言谈。今天也是自己跟自己过意不去，才溜进董辑的文章山吃海喝，也不知道肚子消不消化，于想象中留下几文银两，算是自己给自己埋单。而那银两是诗是文还是别什么，我可管不了那么多了，我有时候也真的会喜欢几秒钟“逐渐谈出”。因为，按道理，我应该是已经死了至少三次的人了。我必须珍惜我在这个世界的机会，分分秒秒，享受生活，享受诗歌。我端出我《生命之树常青》中关于我的故事，继续下酒：
其一：“10岁那时,独自到锦江河炸弹坑(日本轰炸机留下的)洗澡,一下水就踩不透水底,直往下沉(淹死已成定局)。只记得睁开眼睛最后看看世界,是黄黄亮亮的水光。猛然一疼,水流把我带出了深坑,冲我上岸也。此乃大难不死第一遭。”
    其二：“十四岁那年，骑自行车超一辆停靠站边的电车，没想到前面还停了一辆，正回不过神来，迎面又开来了一辆，惊慌又惊慌，倒在后面那辆后车轮下。众人认为我必辗死，皆立在四周围观，只等血淋淋一顿饱餐。但我却完完整整站起来，却再也无力骑车了。此乃大难不死第二遭也。”
其三：“三十岁那年，一次沐浴后，湿手去捏灯头开关，立即触电，蓝光烈烈闪闪，自右肢串下右身，我惊恐叫远，几里外也听得见。幸培培在灯头上插有沉重之慰斗，甩手倒地，竟甩脱了灯头。门外好心人笑音呜呜欲来验尸，却见我呆若木鸡，并未倒地。此乃大难不死第三遭也。”
其四：“三十五岁那年，两次食物中毒，睡梦中大脑里有黑白圆圈由极小旋大，再大，旋即又极小，又旋大，再大，循环往复，极其晕炫。哇地大吐，吐出胆汁大团大团，吐出一切。入院输液后，渐渐清醒。此为第四次与死神擦肩而过。遂写《中毒那天》一诗。”

　　看来，我要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诗人生活，多写诗，写好诗，好到更多的诗人之家去饮酒，去讲讲有关诗歌、美梦、人性、爱情等等美好故事。我抽身从董辑的文章中出来，对素不相识的诗人打一个诺，重又上路。

                 2005年5月15日酒醒于斜江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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